教育部原发言人王旭明去职，昨日赴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在过去的五年里，这位富有争议性的发言人在提供信息的同时，也时常卷入新闻事件。事实表明，他并不忌讳由新闻的消息源演变成新闻中人，其个性化的表达往往放大新闻效应。对于本次职务调整，王旭明坦承不舍的心态，自称“欲哭无泪”。由此，一位悲情离去的发言人占据了报章和网络的主要页面，而对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反思也趁势而起。
　　据不完全统计，王旭明共举行过100多次新闻发布会，接受记者采访或超过千次。在国家部委办局的新闻发言人群体中，若论与媒体接触的频度及话题的火爆程度，恐怕少有出其右者。即便他的“教育买衣论”、“中国教育成功论”、“媒体无知论”招致骂声一片，可至少要承认他对发言人这个角色投入了感情，将其作为专门的事业对待，而非尸位素餐地敷衍了事。仅从传媒与政府互动的可能性来看，他理应受到尊重。

　　从王旭明离职的消息被披露起，各式评价就开始生成。一些接近他的媒体人士多持有褒扬的正面态度，夸奖新闻发言人与媒体关系良好。而他的“直率”也成为优点被一再提及，显示出对王旭明张扬之个性的赞赏。在传媒与行政权力交流常存阻滞的前提下，一个想说话也敢说话的发言人曾经出现过，不呆板，也不会用一贯的沉默对抗社会质询，丰富了政府对话媒体的另样标本。

　　考量王旭明的优点和缺点要在发言人制度下进行，他的是与非反映的是制度面貌的实况，表达的是公众由此生成的期待或失望。实质上，一个理想中的新闻发言人，并不表现为与媒体私人交情的深厚，后者甚至无法构成发言人合格与否的必要条件。当记者以私人关系的融洽来表达对王的某种留恋时，问题恰恰就隐身在后面。如果媒体只能借助私人通道获知政府信息，新闻发言人的正当性也就泯灭了。

　　至于是否有个性，也非新闻发言人的必修课。假设王旭明的所有价值仅仅被归结为此，恐怕就沦落为他的悲哀，也是政府发言人制度可堪反省之处。事实上，王旭明的经历证明，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立场与大众感知经常发生错位，南辕北辙也是常态，只是表现性格会比修正立场更容易办到。无论王旭明们如何努力施展技巧或展现诚意，公众对其成功或失败的认知终究要取决于所代表政府部门的政策立场。

　　设置新闻发言人的初衷是要增强权力与大众的沟通，发言人背倚公共部门而面向社会，要披露政府信息，形成互动。可问题是，新闻发言人不是了无牵挂、超然物外的“公共人”，就像谈论王旭明那样，一说到成就竟然只能沿袭“个性说”或“关系说”，发言人身处的困境明显矮化了这一职位的评判标准。公众希望新闻发言人拓展公共话语的对答空间，而发言人赖以安身立命的力量却不想这样做，或着意回避。于是，分裂成了发言人专业与立场的分裂，失落则是大众知情权的失落。

　　信息公开法规定了政府义务，新闻发言人是主动达成这一愿景的法定中介。他们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尽可能多地挣脱部门束缚，尽可能深切地投向公共性。这是新闻发言人必须要选择的左右之境，它们对应于可能获致的职业境界。不过也要看到，即便王旭明屡屡制造议题，表现出创新的强烈意志，最后却依然落入窠臼，只能凭机巧得分，足见此间景况的分裂。

　　王旭明可以把新闻发言人的生涯当作自己的传奇，但除了应许个人荣誉外，它还能积攒多少制度经验？又能在新闻发言人群体中有着怎样的承继意义？对王旭明的赞扬体现出某种无奈的妥协，可事态不能止于妥协。他的事迹作为个案，映衬出围绕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喧哗，此一制度的真义不该因此而埋没。那是一扇窗口，在政府朝向公共性转型的过程中，它要始终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