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之后，各界捐助与国家投入空前，截至28日14时，各级财政部门已累计投入抗震救灾资金195.57亿元，全国共接受国内外社会各界捐赠款物总计347.87亿元。数量如此之巨，已使监管问题日益为社会各界忧心。前日，抗震救灾资金物资监管专题会议在京召开，中央成立罕见的高规格监察领导小组，成员机构横跨纪检、监察、民政、财政、审计等众多部门。中央高层强调，发国难财天理难容，将对贪污截留挪用等行为严惩不贷。

　　自汶川地震以来，社会爱心汇聚，能量惊人，而对善款物资和应急投入的监管忧虑，一天不曾止息。此次中央迅速行动，不遮掩、不避讳，向外界发出清晰信号，决不姑息纵容贪腐无良之徒，显示出高层意志的果敢坦率，要不负社会各界爱心所托。至昨日，中央纪委监察部颁布《抗震救灾款物管理使用违法违纪行为处理规定》，各相关部委亦严词申肃，约法三章，救灾物资投入监管的高压态势已经呈现。

　　中央对贪腐的高压态势从未松懈，但要真正将相关精神落到实处，仍有待多方努力。从根本上看，这仍然涉及监管体系的改进。无论是政府行政体系的监管，还是公办慈善组织的监管，都面临如何在内部监管的框架之下，实现最大监管效益的问题。退一步说，我们现在寻求的只能是最好的内部监管，通过上级监督下级的高压态势，希望可以达至较好的监管效果。当然也有引入外部监督的尝试，四川省就公开征集一批社会监督员，已有包括外国人士在内的1700余人报名。录用的社会监督员将统一培训，充实对基层政府的社会监督力量。

　　事实上，依循反腐思路，抗灾救灾款物的监管，除了政府内部的制衡监督之外，更为重要的仍是信息公开。如果全部救灾投入和捐赠款物的来龙去脉，都能尽其可能地向社会公布，向媒体公开，则内部监管模式的弱点将得到较大克服，才能与内部监督的高压态势形成合力，真正转化为清晰可见的实效。大难当前，最不能辜负的是人心。目前来看，救灾款物的使用要做到更充分的信息公开，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公众要求上，都完全可以也应该实现。

　　所谓发国难财的种种途径，概言之，无外是假公济私和权力寻租，本质上仍是一个权力监督问题。数量巨大的财政投入和社会捐赠，在行政主导的救灾机制之下，统统纳入了政府行政管道来调拨分发。如果没有公开透明的运作，社会公众、市场力量甚至人大机构的可能监管，都将变得无足轻重，形同虚设。这使汶川地震的救灾重建工作，实际上成为考察政府信息公开表现的一次机会。

　　这其中，一方面要确保公众能得到及时的款物使用信息，另一方面要引入机制确保公布的是准确信息。前者有赖于人大机构对行政权力的制衡推动，包括《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在内的行政法规也将有助政府信息的公开；后者则必须改善监管技术，引入审计机构，甚至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市场力量，确保财政投入和慈善款物的开支信息真实准确。

　　抗震救灾款物监管不力，将使灾后重建成为公共财政的黑洞，也会让救灾赈济成为社会爱心的沙漏。公帑与人心，都会损耗无休。要改善监管，无论是党政体系的内部监管，还是慈善机构的社会监督，都离不开信息的充分公开。但信息公开不是因而只是果。信息公开的程度，体现的正是权力受制约的程度。汶川地震的举世哀痛，令全社会的道德监督意愿空前强烈，发国难财成为人神共愤之所在。民心可用，我们需要一次透明公开的抗震救灾与灾后重建，这一切都必须从更充分的信息公开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