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国家秘密法》（下称“保密法”）的修改工作正在加速进行，此次修法在进一步完善国家保密制度的同时，特别提出了“缩小国家秘密范围”、“解决国家秘密解密不及时”等改革新思路，并对信息公开保密审查问题作出相应规范。这对时下正在推进的政府信息公开实践而言，实乃一个重大“利好”。（《法制日报》7月22日）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自5月1日起实施，迄今已近三个月。其间既有公开汶川震情这样的信息公开样板，亦不乏申请政府信息公开受挫的公民行动。这种喜忧参半的现实图景，自然反映了不同政府部门行政理念的差异，但从更深的层面而言，也暴露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保密法等高位级法律之间的衔接问题。

　“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基本立法精神，所谓的“例外”就是“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为此设置了保密审查机制，要求行政机关按照保密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拟公开的政府信息进行审查。这一制度安排，意味着《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与保密法有着唇齿相依的关系，而实践中政府信息是“公开”还是“保密”，也需要相关法律法规共同作答。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与保密立法衔接困难。与过去长期空白的政府信息公开立法相比，现行保密法早在1988年即已出台，彼时并未形成“公开”、“透明”的时代氛围，以致定密标准模糊、程序不严、范围过宽、期限过长等弊端日益显现，许多目前看来应公开的一般性信息都被关入“保密”的牢笼。

　　《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设置的保密审查机制，意味着行政机关对信息是否公开拥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因此难免令人担忧，一些政府部门和官员是否会以保密审查机制为挡箭牌，将大量理应公开的政府信息装进“国家秘密”的大箩筐，“合法”地压缩乃至剥夺公民的知情权？

　　应当说，这样的担忧并非多余，近年来，曾有市民遭遇拆迁时，向当地规划局申请公开城市规划信息，但大多被驳回，理由就是“城市规划属于国家机密”，关涉公民权益的城市规划信息被列为“国家机密”，无论如何难以自圆自说，但在法律缺失的情形下，这类托词往往能够大行其道。

　　鉴此，保密法的修订，将有助于划清“公开”与“保密”之间的界限。而“缩小国家秘密范围”、“解决国家秘密解密不及时”等改革思路更令人期待，因为这种从“强调保密”向“尽量公开”转型的立法新思维，显然有利于拆除原有的阻碍信息公开的“法律壁垒”，遏制借“国家秘密”之名行“信息封锁”之实的行为。

　　政府信息公开，既有赖于政府的理念嬗变和公民的意识觉醒，更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的合纵连横、互相配合。应当说，修订保密法只是进一步完善信息公开相关法制的一部分，《档案法》、《统计法》、《国家安全法》也应尽快纳入修法议程。也只有借助更加开放、更加明晰的制度规范，才能真正达致满足公民知情权与保守国家秘密的合理平衡，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所描绘的“信息公开”、“行政透明”、“知情监督”等民主图景，也才能真正变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