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羽　高玮　王永刚
    古往今来，道义一直是敌对双方争夺的焦点之一，它是战争决策者赢得民众支持，激发官兵斗志的“利器”。正所谓“为义而战，民不畏死”、“义之所在，天下赴之”。当前，随着国际政治的演进和战争形态的发展变化，道义对战争胜负的影响力不降反增，战争双方围绕争取道义权的斗争愈发激烈，并较之以往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

    标准：由重正义性转向重合法性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就性质而言，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习惯以是否合乎社会发展规律和历史进步的要求，是否顺应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愿望为标准，把战争区分为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人们对战争性质的这种认定往往带有很强的主观色彩，其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战争双方为使战争成为其攫取或保卫自身利益的合理手段，总是竭力把自己打扮成“合天意，顺民心”的正义一方，以达到“师出有名，置敌于不义”的目的。

    进入信息时代，由于受世界政治制度多元并存、民族文化背景复杂、宗教信仰差异较大等方面的影响，人们对战争性质的主观认定，将受到很多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即使是正义的一方也很难会自动获得道义支持。与此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公众可对世界范围内发生的事件做出同步反应，任何对公众了解、认识和判断的引导，都可能使其对战争性质的认知出现位移，进而使战争的正义性容易受到交战双方有意的干扰和左右。在此情形下，尽管战争的正义性仍是道义争夺的重要内容，但是战争双方已越来越倾向运用广泛认同的法律规定，特别是国际法，来获得道义的支持。比如，是否遵守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决议，是否取得或承认国际组织的授权，是否滥用交战权和自卫权，是否杀害平民等。如果战争双方不顾战争的合法性，肆意践踏国际法和国际惯例，无论其如何标榜正义，人们也会对其正义性打上问号。海湾战争，伊拉克不顾国际法悍然出兵科威特，招致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干涉和打击，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因此，战争道义的争夺上，除要宣扬本国战争的正义性外，还必须注重运用好国际法这一武器，只有这样，才能最大限度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目的：由威加于敌转向全胜屈敌

    战争历来是在“角力”和“攻心”两条战线同时展开的。但在以往的战争中，“角力”才是达成战争目的的根本途径，道义的争夺主要是为了赢得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同时陷敌于孤立无助的境地，以形成一种“我多助，敌寡助”、“我强敌弱”的力量态势，威加于敌，迫使敌不战而屈或以小的代价赢得战争胜利。

    在信息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加剧，各国经济利益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同时，人类文明的进步也对无限制军事手段的运用起到了极大的遏制作用，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和政治争端更多地通过国际政治外交斗争来解决，战争只能是政治斗争中为促使问题的解决，迫使对方屈服的辅助手段和重要筹码。在战争目标上，它已逐渐跳出纯军事因素的框架，所谋求的不再是简单的攻城略地式的军事征服，而是动摇、孤立、限制、打击、削弱和瘫痪对手的政治重心;不是要将对手逼入死地绝境，而是要迫使对手接受政治上的妥协。因此，大多数情况下，“角力”不再是实现战争目的的唯一手段，其所达成的结果只构成通向政治解决的一个台阶或一个步骤，只有同最终的政治解决联结起来才有实际的意义。在战争结局上，军事上的胜负也不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唯一因素，甚至有时战场上的胜者并不一定就是政治上的赢家，要实现战争的全部目的，必须要有道义的配合，整体制胜才是最终制胜之道。为此，道义之争不仅要能成功地形成威加于敌的有利力量态势，更要根据战前及战争发起后各自所处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政治、经济等情况，展开政治、文化、外交多方面的斗争，实施强有力的心理威慑，与军事行动有机结合，以达成战争的最终目的，实现不同程度的“全胜”屈敌。

    行动：由制道在先转向全程掌握

    长期以来，在战争发起之前，敌对双方都要首先展开道义的激烈争夺，力图制道在先、师出有名，以争取民心、凝聚民力，取得国际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实现先声夺人，掌握战争的主动权。而一旦出师以后，军事打击的极致就成为战争发起者迅速取得战争胜利的最高追求，如古有坑降卒、屠城之举，近、现代也有使用细菌武器、化学毒剂以及原子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例子。

    在信息化高速推进、全球化不断深入、多极化曲折发展的今天，世界各国在各个领域的联系更加密切，国家间的利益博弈也更加复杂，任何一场战争都将对世界各个方面产生重大影响，引起世界的广泛关注，国际舆论的压力已经成为左右战局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信息资讯的高度发达，也使广大民众能够直接“观看”整个战争过程，进而对战争行为施加影响。因此，在信息化战争中，不仅战前的道义争夺更加激烈，而且在谋取战争胜利的整个过程中，对道义的争夺都需要随时随地进行，全程掌握道义主动权。否则，即便是战争中正义的一方，也会陷于道义上的被动。在美国主导的近几场局部战争中，美军及其盟军大量使用精确武器集中打击对方军事目标，一方面是为了提高军事打击效益，另一方面则达到了避免平民大量伤亡，减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的目的。这就告诉人们，在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时，既要注重制道于先，更要注重制道于战争全程，在作战过程中有效控制和约束战争行为。如，要精选打击手段，严格控制打击规模和范围，严格选择打击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波及无辜和附带损伤，等等，这对道义主动权的掌控是十分必要的。

    手段：由政治宣传转向多战攻心

    战争中的道义优势从来都不会自动获得。拥有战争正义性资源的一方，只有采取有力的手段，结合实际情况对其开发和利用，才可能取得道义的主动权。从古至今，敌对双方无论是否具有正义性资源，都会各展所能进行激烈的道义争夺，但由于受科技手段的限制，在以往的战争中，道义争夺往往局限在政治宣传等传统领域，手段比较单一。

    进入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促进了道义争夺手段的发展，交战双方在加强政治宣传的同时，还通过舆论战、法律战、媒体战等手段和形式，在争取民众心理倾向于己方的同时，不失时机的攻击对方，向对方施加巨大的心理压力，道义争夺手段已由传统的政治宣传向多战攻心转变。从近几场局部战争看，道义争夺手段不断推陈出新，敌对双方都把道义争夺放到了战略地位，配合政治外交等手段与敌展开对抗。伊拉克战争期间，北约先后动用58架特种作战飞机实施了“独奏曲计划”，进行长时间的电台播音和电视转播，道义争夺的层次之高、规模之大和手段之多创下了历次战争之最。同时，道义争夺已成功向非军事打击的各个领域拓展。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对内看重民众的态度，并与军事、经济和主观指导等因素相结合，降低了国内民众的反战情绪，成为发挥战争潜力的“倍增器”；对外则注重欺骗性舆论宣传和结成广泛的国际联盟，重视发挥经济制裁、贸易禁运和军事威慑等非战争手段的作用，各种手段从不同的方面、以不同的方式和渠道，程度不同地对道义争夺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