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12月，专注于电子政务的北京神州数码易政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此时距神州数码迁入北京上地科技园的根据地仅一月有余。这也是神州数码总裁郭为在今年内成立的第四家软件公司。与前三家通过合资、并购成立的方式所不同的是，“易政”是靠集中神州数码自身的政府资源优势来构建的，这也许是它成立得最晚的原因之一。看上去，对国内电子政务市场预期的火爆，让一向慎言乐观的郭为也不惜投下重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推广应用组在2002年5月对部分部委、地方政府电子政务的建设情况进行调研的汇总材料显 
示，除了海关、工商、银行等较早把IT应用与业务运行紧密结合起来的部门之外，其他大多数部门的电子政务现在还处于较低层次的IT应用水平，虽然基本的网络架构搭建起来了，但内外部的信息交互能力还很弱。

　　按照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的测算，未来5年内，中国电子政务市场规模大约在1750亿元左右。这一测算的逻辑大致是这样的——如果在未来5年，全国80%以上的政府部门实现信息化办公，就意味着全国3000多万公务员中将有60%需重新配置一套计算机办公设备，那么仅PC市场就将达1000亿元；按照硬件与软件之间4∶1配比来计算，则软件市场容量将达250亿元；此外，全国各级政府部门的电子政务局域网建设、传输骨干网建设等国家重点信息化工程，其建设总投资预计也将在500亿元以上。

　　不过，中国社会二元结构下的巨大不均衡性，对这一测算逻辑将提出严峻的考验。

　　正在从传统意义上的政府部门向企业转轨的邮政系统借助信息技术展开的变革之旅，对眼下的电子政务建设颇有借鉴意义。以国内同行业信息化程度最高的广东邮政为例，在1999年国内邮政、电信业务分家之后，当年亏损18亿元的广东邮政仅仅在两年之后就率先在国内邮政系统扭亏，近3年来高达8亿元的IT投资在其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IT甚至已经开始介入到产品创新的领域。2000年千禧之交，广东邮政推出了一种“秒戳”纪念封，分别盖上了1999年最后一秒和2000年第一秒的邮戳，这一销量高达几十万份的产品完全是基于IT来实现的。

　　“在我们广东就有11个邮区信息中心，然后有22个地级市的区域网络，现在这些区域网络里联结了1000多个网点。但实际上我们的网点数量远不止这些，全部网点数量总共是4000多个，但这些网点之间的规模悬殊很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网点通常规模很大，营业收入也很大，一些边远山区的网点就很小。这些小的网点目前暂时还没有联网，一方面电信提供给我们的线路月租比较贵，另外配电脑操作人员也比较困难。当然，未来几年我们要实现全部联网，因为邮政还有一项宪法赋予的义务，要保障公民的通信权。”摆在广东省邮政局信息技术局局长李旭辉面前的这个难题在于，其IT投资收益远远不成比例。

　　Gartner Group在2002年7月发布的一项报告指出：“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成员国中，只有不到10%的国家将在2009年以前真正实现它们声称要在2005年实现的电子政府目标。”同时，Gartner Group的分析员对市场提出了警告：“电子政府方案已经到了‘被夸大的期望峰值’，而且许多方案还有待现实的检验。政府及其供应商必须吸取在增长阶段积累的教训并以此为基础。”

　　按照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周宏仁的定义：“电子政务不是一个简单的政府上网工程，而是一个引领变革的工程。”随之而来的，对信息化买卖双方的挑战在于“降低而不是增加政府业务运行的成本。”另外据估算，2002年国内来自电子政务的采购额将达350亿元，年增长率近25%，其中硬件支出250亿元，软件支出45亿元，信息服务支出55亿元。这一数字表明，国内的电子政务大多数还处在一个应用层次较低的设备普及阶段。

　　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对建设规模和发展速度都急剧膨胀的电子政务总结了四大问题：一是重新建轻整合；二是重硬件轻软件；三是重管理轻服务；四是重电子轻政务。

　　中关村科技总裁段永基早在1999年的全国政协会议上就提交报告指出，要“警惕以大跃进、小农经济的方式进行电子政务建设”。段永基日前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北京市一位副市长告诉我，电子政务的最大障碍是各局委办互不相通，解决的办法是全部推倒重来。就是说，各地的信息化现在成了样板工程、业绩工程，而没有重视信息化的本质……电子政务的本质是消灭数据鸿沟，但数据割据本质上又阻碍着数字鸿沟的填平。但也正因为有数据割据，才有了部门之间的利益分配。”

　　来自企业信息化的大量案例表明，实施好全局性IT应用的最大挑战，是其应用环境是否能保持相对的稳定。目前国内政府职能正从双轨制向市场经济需求转换，在这样巨变的大环境下，电子政务在实际推动中恰恰无法保证这一点。因此，被国内IT厂商一致视为“冬天里的一把火”的电子政务市场，其实并不是一碗容易吃的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