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技术立身的数字化管理变革，将给中国的政府治理和城市未来带来多大的变革？今年3月以来，第二轮17个城市(区)试点悄然开始。8个月前，国家建设部的名单上已经有了北京、上海、南京等第一批10个先行者。

“城市网格化管理”——借用自电力网（Power Gird）的网格（Gird）概念的核心——是对资源的整合以及协同利用。这一概念迅速被植入中国城市管理实践中。所谓城市网格化管理，是以街道社区为基础，在管理辖区内以1万平方米左右区域为基准划分单元网格，建立网格信息平台，实现市、区、专业处置部门和网格监督员四级联动的管理模式和信息资源共享系统。

从长远看，网格化管理有从狭义城市管理拓展到社会管理各领域的趋势。此前，公安部门的网格化管理开展已久，上海将网格化管理推进到了社区管理领域，更意图以城市建设管理领域作为突破口，逐步向民政救助、安全生产、治安管理等社会管理领域延伸，全方位地创建城市管理新模式。

这样的探索和转变有其迫切的动力。面对急速变迁中城市不断再造的物理和社会空间，管理者已愈发察觉到传统行政架构下治理的某种乏力——行政区划以及部门管理职能权限分割，管理职责不明，信息沟通成本过高，管理被动、粗放，突击式、运动式管理似乎有成为常态的可能。

数字化是应对日益复杂化的现代城市治理的技术反映。信息平台再造和行政资源的协同使用，是网格化管理的一体两面。网格化管理试图以技术力量打破信息在传统行政权力框架内，以部门和空间为界限的半隔离的流通渠道，转而将城市信息在同一平台下聚集——这突破了原有治理模式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障碍，形成了城市治理的动态和整体主义视野。

但发现问题亦即收集信息的渠道和方式的变化只是第一步，最终解决问题的主体，仍然依托相关政府职能部门。因此，网格化管理的核心在于通过建立统一的资源调度和协调机制，整合各政府部门分散的管理和服务资源协同工作，再造政府管理流程。相应的，在实践中与网格化管理信息平台同时成立的，是协调各政府部门资源的管理指挥中心。

技术构成了现代政府治理的基础，现在问题的关键是，网格化的技术力量能否通过行政管理流程和评价体系的再造，反向促使城市行政管理体制变革。

目前的试点中，强调了充分依托信息的聚集建立新的评价体系，针对工作过程、责任主体、工作绩效和规范标准进行评价，尤其各管理职能部门处理问题的情况将作为考核业绩的依据。按照理想状态，对处理流程的监控，可记录相关政府部门的办事效率，甚至会对这些部门的考评标准、人员编制和部门预算设定产生冲击。

网格化管理模式，有“去部门主义”和转向“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需求，行政资源的充分流动性，将可能改变部门的生态。也许正是因为如此，网格化管理实践中，贯彻改革的意图，保证原有体制的继续运转，兼顾本组织的既得利益成为了一个三角魔方。由此，面临协调各政府部门资源使用的重重压力，网格化管理指挥协调中心可能面临过度行政化的危险。

关键问题在于，目前城市网格化管理模式是政府应对城市社会剧烈变迁的积极举措，但首先要明确，政府应该解决哪些问题，也就是说，技术和政府行为的边界要明确。

也许网格化管理最终有助于重塑政府职能，提高治理效率，但在全球城市治理经验中被一再验证的、城市管理的关键仍然是城市的法治精神和善治之道。资源并不只是行政资源，更多的还有来自公民社会和市场领域的资源。协同合作治理的力量来自于政府、市场和市民社会三方，来自于政府自身变革的勇气。在信息技术领域的网格研究中，一套标准的、开放的和共同的协议是资源调动的关键。而技术和城市治理“无缝连接”的关键，除了依托完善的法律体系和法治精神，那些存在于治理主体间交流互动中的“虚拟协议”——彼此认同、接受并共同服从、对城市公共事务进行协调的契约——至关重要。

需要重新定位技术实践在治理中的位置。凭借技术而起的城市治理新实践，应当更着力于信息的自由流动和对信息的整合，增强城市政府的透明性和回应性，明确城市治理主体的责任性，由此革新城市治理主体间的互动模式，形成良好的网络治理结构，拓宽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主体参与城市治理的途径，最终形成有效的治理机制。
涉江采芙蓉，不如采水草。芙蓉娇且贵，怎如水草好？涉江采芙蓉，不如采珍宝。芙蓉花易残，珍宝能买笑。涉江采芙蓉，不如且舞蹈。芙蓉自有命，何须人来扰！涉江采芙蓉，不如抱琴笑。芙蓉旧时面，徒添今日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