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我这样一个杞人忧天的人，做怪梦是最正常不过的了。比如，昨天就梦见那只著名的“有形之手”，挥舞得越来越有力，越来越频繁，倏忽竟变成天马流星拳，无处不在。

　　自去年11月以来，中央的改革精神很明确，市场的归市场，政府的归政府，人们总结为新“两个凡是”：凡是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凡是社会可以做好的，就交给社会。但在现实中，与这种精神背离甚至背道而驰的现象却时有发生。上周为此曾写过一篇文章，言之未尽，尚不能罢笔，愿再吐一二。

　　改革需要政府推动，但如果政府自身的改革落在后面，那么很多由政府推出的经济调控和监管，都会让改革的初衷有所偏差。

　　比如，将高度垄断的行业、具备公共服务性质的行业向民资开放，我们是否就一定如经济学大部头所言，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而获取更优质的服务呢？不尽然。供水企业无疑是公共服务型的企业，在一些城市，供水企业早早就向民资和外资开放了，但每每要求涨价的时候，也没见少了这些民资和外资企业。在很多城市，出租车公司和停车收费公司也有相当数量是民企，但它们并没有为公众带来效率，甚至连公平也丢掉了。我们既不知道它们和政府的合作细节，也不清楚维持一个合理利润率的经营成本。

　　费正清说过，中国企业更多不是如何改进捕鼠夹的效率，而是谋求捕鼠的特权。即使是民企也没能免俗。根据非公经济新36条，国家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交通、水利、电力、石化、矿产以及市政公用事业，这里先不考虑玻璃门和弹簧门的问题，只是想提出一个新问题：如果民资进入到了这些行业，难道一定就是市场竞争带来的好处吗？难道在某些地方和领域不会出现暗箱操作吗？

　　为什么有这样的困惑呢？在笔者看来，如果政府不能从一个全能型、管制型的角色转型为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角色，这样的困惑恐怕还将继续。如果政府尚未成为以提供公共服务为己任的服务型政府，那么政府即使是在推出某些改革，其同时也会成为具体的部门利益。因为在这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如果政府的屁股过多地坐在市场一边，企业就会围着政府转，不管是明着游说还是暗着潜规则，都会谋求更大的捕鼠权，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外企。只要政府垄断着资源供给，有形之手就闲不住，就会有力且频繁。结果就是，价格还是会上涨的，服务还是低下的。

　　同样，如果政府不能及时转型为服务型政府，清楚地厘清自己与市场的边界，那么但凡是经济中出现一些问题，抑或是经济问题民生化，政府就要出手干预，因为边界是模糊的，政府就觉得自己都有责任管。但政府干预经济会埋下很多矛盾，这些矛盾会在一段时间后凸显，成为新的经济问题。于是，政府继续出手干预，似乎权力的边界不由自主地扩大，对市场和社会造成挤压，市场空间越发萎缩。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现象：一方面，言必称市场经济，另一方面，政府管得越来越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一些大城市对于房价纷纷实施限价，名目繁多的各种限制，算是“准计划”吧。这开了一个不好的口子，既然房子能“准计划”，其他商品为什么不能呢？届时又能如何反对呢？

　　如果真打出了天马流星拳，想想距离1978年也不过是区区35年而已。还好，最后梦醒了，拭了下汗，还好只是虚惊一场，但愿只是虚惊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