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需要首席信息官
来源:中国电子政务网 更新时间:2014-01-02

国家需要首席信息官


科技行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政府总包的信息计划是否必定失效?

这如同科学游戏,一定会激发市民对自己社区管理的更多参与和分享热情

世界上两个国家的信息化工程产生了巨大的反差,这非常值得回味,也必然会作为信息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成为长期参考,不亚于当年的千年虫问题。

2013年10月,美国政府投入3.94亿美元的医改网站上线,然而这一代表奥巴马系列医改计划的网站却频频出现后台故障,最终只有约70万人在线顺利提交了申请,真正成功加入计划的人更少,不足目标人群的1%。因为技术问题而使全民健保法案(俗称Obamacare)无法兑现,这比中国的春运购票问题更令人尴尬。奥巴马政府获得嘘声一片,而承接项目的承包商也受到业界广泛批评。科技行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政府总包的信息计划是否必定失效?

未必如此。2013年初,英国政府全新的公共服务网站gov.uk上线,因为基于极简主义的设计原则,民众从一个网址进入,就可以获取政府提供的所有公共服务信息,从基本的医疗保障到教育、驾驶执照、出行证件等一应俱全。大部分服务在几个网页跳转之间就可以完成。整个网站基本没有复杂的图片和视频,用户通过文本说明就可以快速完成自己需要的服务。在一次沙龙上,我对朋友说:极简主义要回归了。果然gov.uk因极简主义的设计获得了英国设计博物馆甄选的2013年度设计大奖,评奖理由是:人们利用最简单的方式就可以进入政府的所有功能的核心,而重新设计的政府网络服务,使古老沉重的政府职能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政治相关的纷争也似乎需要重新定义。

选择正确的执行者非常重要,英国政府不但请维基百科创始人Jimmy Wales担任顾问,还挑选草根出身的技术人员Mike Bracken负责具体执行,采取了与奥巴马医改网站相反的设计路线。相当于首席信息官的Bracken并非出自大公司的高管,却在几年前就开始演练在公民社会中如何建立集中的治理与分散的信息间的有机关联。他的网络行动 MySociety.org 孵化出多个公民社会项目,如FixMyStreet, PledgeBank(一批中国网络用户汉化了这个网站,还为它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祈愿行”)。在gov.uk项目中,Bracken 拿出“重新设计政府”的原则,事先与各个政府机构做了大量的沟通工作。虽然他深知无法马上精简政府本身,但是重新设计了很多优化流程,包括纸张如何流转最经济。

简单来看,这两个政府项目的大相径庭和执行直接相关,是典型的彼得·德鲁克问题,也就是管理学问题。实际上不仅如此,两种公共治理的哲学浮现出来:一种在大公司的黑盒子中循规蹈矩,垂直分配开发任务,却无法适应外界变化;另一种是借助信息化的机遇化解臃肿的官僚体制,与公众重新连线(Re-wire)。重新连线是MIT公民媒体中心主任Ethan Zuckman的新书标题,他主张若政府不作为,公民自己会连接为新的社会形态。

奥巴马在他第一个任期时曾敲响政府信息开放的战鼓,同时任命了联邦首席技术官和首席信息官,还通过重新设计的白宫网站掀起了几波与公众的“市政厅谈话”(Town Hall)。比如Whitehouse.gov利用Google技术建立了一个请愿服务,政府许诺对任何超过10万个签名的请愿,会作出严肃回应。

对于联邦范围内的信息服务系统,奥巴马在第二任期内并没有采纳开放的设计方法,而是遵循了传统的大公司承包模式。这种惯性一方面因为内部的决策机制并没有改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这些企业自身的垂直管理不足。

实际上民间有大量类似Mike Bracken这样人物,却并没有受到官方青睐。早在医改网站出问题前,已经有一大批网络积极分子指出政府采购机制与新技术、新媒体之间难以调和的隐患。一些开放项目开始倒逼政府作出更大的努力,彻底与封闭系统告别。“为美国编代码”(Code for America)就是这样的一个行动,创始人Jennifer Pahlka让技术人员尤其是极客类的开发者与地方政府合作,促进公共服务机构的数据开放,并产生更加有创意的新应用。今年,Pahlka被邀请到奥巴马政府担任副首席技术官,他将如何改变官僚体系,还难以作出判断。

虽然在全球公共数据开放地图上的绿灯国家还不多,但如今开放数据已经不是新概念,因为新问题出现了:如何让枯燥的数据成为政府与民间的有效沟通管道。显然,政府的信息服务以什么样的模式呈现,而不至于让人们陷入数据的汪洋大海,比做出开放数据的姿态更为重要。“为美国编代码”的努力也许暂时无法医治美国联邦政府,但对于很多地方政府,采纳这个项目推荐的方法和案例,则加速了治理信息的最优利用。在预算限制下,采用大企业的ERP方法还是采用灵活的极简主义设计,当然会有很大的不同。

2012年,我在台湾访问的时候,与负责台北市政府开放数据计划的团队沟通,提出了一些建议,也不妨分享出来供其他城市参考。因为台北的开放数据计划在整个亚洲都是领先的,所以我建议他们除了提供透明的公共事业数据,更应当提供数据的可编程接口(API),鼓励年轻的极客们构造有意思的应用给市民使用。这和“为美国编代码”类似,但要更进一步,那就是构造一个用户层面的界面,让每个市民都可以在电脑前,将公共服务的信息与自己的生活方式连接起来。比如,当环境部门公布的污染指数达到个人设定的警戒线时,就自动采购N95口罩,然后分享给亲友。这如同科学游戏,一定会激发市民对自己社区管理的更多参与和分享热情。

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两个维度:政府是否有升级公共服务系统的意愿,是否愿意面对用户进行重新设计。这就像既要有Google的精密算法,又要有Apple的用户体验。所以,各个国家或城市,都应当有一位具有战略眼光的首席信息官。

 (计算机科学家、哈佛大学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提出“分享主义”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