炒股、贷款、买房、装修，个人信息被来回倒卖泄露，这样的交易几乎每天都在发生，大多数人都遭遇过。

目前，我国在个人信息应用与保护方面，没有形成专门的“法制体系”。

正在北京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多位代表和委员关注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呼吁立法进行保护，并提出相关的建议和意见。

记者 李琪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电信湖南分公司总经理廖仁斌

代表建议

“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公民个人信息正被各行各业使用和存储，在给人们生活与工作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面临严峻挑战。”全国人大代表廖仁斌表示，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已经迫在眉睫，他拟定《关于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建议》，呼吁相关部门能迅速落实保护工作。

现状：

个人信息频频被“精准”泄露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泄露的现状与“危机”，廖仁斌分析 了几个方面。“首先是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骚扰电话和短信让人深恶痛绝。“据他了解，2016年，由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等机构联合发布的《中国个人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报告》显示：81%的受访者收到过知道自己姓名或单位等个人信息的陌生来电；36%的受访者在租房、购房、购车、考试和升学等行为后，收到过骚扰或诈骗信息。

其次是个人信息被非法利用导致生命、财产受到威胁。不法分子利用个人信息进行信息诈骗、网络盗窃、敲诈勒索、绑架拘禁等危及人们财产和人身安全的犯罪活动屡见不鲜，其精准程度让人不可思议。2016年8月，清华大学某老师被骗走1600万元令人咂舌，宋振宁、徐玉玉等人因遭受信息诈骗而含恨去世更是轰动全国。

而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布的《中国网民权益保护调查报告2016》显示：近一年，国内6.88亿网民因个人信息泄露等造成的经济损失估算达915亿元。

原因：

保护公民信息制度未“体系化”

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危机？廖仁斌认为，主要原因是保护未成体系化。公民自身防范意识不强，维权意识不足，维权比较困难。而行业监管力度也非常不平衡、不协调， 部分行业缺乏自律，甚至存在无视国家法律的现象。

其次，个人信息掌握者（使用者）的责任意识非常淡薄，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投入不够，甚至存在个别工作人员非法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现象。而司法打击力度不够，缺乏震慑，更导致泄露现象高发。

再次，数据平台开发者（软件从业者）的安全能力不足，系统（软件）漏洞普遍存在，也成为个人信息被恶意窃取的主要技术原因。

建议：

进一步建立健全保护体系

“大数据信息时代下，公民个人信息作为社会治理的基础，已成为国家的战略资源，加强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不仅事关人民生活幸福，更是保障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石。“廖仁斌呼吁，进一步建立健全公民个人信息保护体系迫在眉睫、势在必行。

“首先需要提升公民安全防范意识和主动保护能力，避免个人信息直接受到侵犯。”具体如何操作？廖仁斌建议通过各种宣传和教育手段，让公民意识到个人信息被侵犯的危害性和不可逆性，不轻易、不过度对外提供个人信息，同时高度重视对智能终端上个人信息保护，不安装未经认证的应用软件，对个人信息进行加密存储。

此外， 加强法制宣贯和典型案例教育， 提升公民对通讯诈骗、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的识别能力和应对能力 ，并同步提升公民的维权意识 。同时， 软件从业者的安全技能和责任意识也需要提高，这样才能减少恶意窃取安全事件发生。

“在司法制度上，要加大惩治打击力度，遏制日益猖獗的黑色产业犯罪态势。“廖仁斌坦言，打击力度不够、违法犯罪成本低是侵害个人信息犯罪日益猖獗的重要原因，必须进一步加大司法打击力度。

相关部门应在立法、司法环节加重对侵害个人信息犯罪的刑事量刑，尤其是加重对个人信息非法采集、非法获取、非法软件设计、非法销售、非法购买等源头侵害行为的刑事量刑，从源头堵住个人信息泄露的可能。

目前，《网络安全法》、《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等多不法规涉及个人信息安全保护，建议法制部门要加紧普法宣传 ，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形成高压打击态势。

值得一提的是，法规需要人遵守，行政监管和行业自律管理也需要加强， 个人信息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才能形成。

 

全国政协常委、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民盟湖南省委主委、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杨维刚

委员提案

“公民个人信息频频被泄露，这不仅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的建设。”全国政协委员杨维刚建议，应加快公民个人信息应用与保护立法。

问题：

信息采集量大但保护法规不系统

个人身份的识别信息，是社会大协作的基础与保障。杨维刚表示，我国公民个人信息采集频率高、数量大。在日常生活工作中，个人在办理各种业务时，随时都要提交个人信息以确认识别身份。尤其是随着我国信息化快速发展，电子商务与电子政务等互联网上办理各种业务剧增，提交个人信息频率越来越高、数量越来越多，形成了个人信息的大数据。据统计，“美国签证个人信息采集表”要求提供的个人信息条目最多，达六十余项；阿里巴巴公司掌握的个人电子商务信息总量最大；腾讯公司掌握的个人社交信息数量最多；房产交易过程中的个人信息泄露与乱用是重灾区；任何一个公司或社团组织都或多或少掌握一定的客户个人信息。

与之相反的是，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目前缺乏系统性。杨维刚表示，在互联网时代，个人信息的收集、处理、利用更加方便，普遍存在要求提供的个人信息过多、重复提交、非法复制与保管不力等现象，虽然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已有一些规定，如《居民身份证法》《刑法修正案九》《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个人信息保护国家标准》等，但缺乏系统性。

2016年底，国务院已将推动出台《个人信息保护法》纳入“十三五”国家信息化规划。

意义：

保护公民权利也推进

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

“在现在这个越来越发达的‘信息时代’，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个人信息流动，也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保障个人信息安全。”杨维刚表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公民个人信息法律体系和监管制度，加快制定《公民个人信息保护法》，对于建立健全我国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建设和谐社会与法治社会有着现实意义。

首先有利于更好保护公民个人权利，促进信息交流和共享；其次，有利于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行业组织的自律和工作推进。推进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是信息时代的必然发展趋势，但由于个人信息保护不够，公民对网络服务缺乏信心，如果国家能立法对此加强保护，加快公民个人信息应用与保护立法，那么，必然有利于推进电子商务和电子政务行业组织的自律和工作。

建议：

建立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杨维刚建议，首先规范个人信息采集及内容，出台个人信息采集的规定与指导目录，明确个人信息采集的内容，特别是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收集个人信息。个人信息采集主体，应依照法律规定保障个人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告知信息收集的主体、范围、目的和用途等，并提供清晰简明、有效可行的选择机制。同时，应提醒个人提高信息安全防范意识，注意个人信息保护，降低信息泄露风险。

此外，促进依法使用与保护个人信息，明确个人信息处理原则和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利，规范个人信息的收集、加工、转移、使用、屏蔽和删除等行为。个人信息管理者，要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政策，建立个人信息管理制度，落实个人信息管理责任，加强个人信息安全管理，规范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对个人信息保护必须强化。”杨维刚强调，当前我国个人信息泄露多是个人行为，处理的也主要是个人，对单位的处理较少或不处理。建议个人信息应用与保护过程中出现失职、违规或违法时，应当同时追究个人信息采集主体单位及当事人的责任。此外，针对不同程度的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的行为，制定相应的处罚措施和追责条款，为追究失职与违法者的责任提供法律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