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化联合作战，节奏明显加快，“适度前置”的决策行为可以有效提高联合作战的效率。

    毋庸置疑，决策是作战活动的核心内容，是指挥员的中心工作。决策优势，是己方决策相对敌方决策始终能处于一种有利地位的态势，是将信息优势转换为行动优势的关键，而行动优势则是“打胜仗”的前提。指挥员要切实把准信息化联合作战的特点规律，大力谋求决策优势。

    善于进行“有限理性”决策。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作战即将开始前，英吉利海峡的气候状况不是十分理想，但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仍然果断做出行动决定。后来虽因天气不好，使盟军空降兵损失60%的装备，但诺曼底登陆作战一举成功。从决策目标的角度分析，艾森豪威尔并没有追求十全十美的“最优决策”，而是选择了“有限理性”决策。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蒙认为，“有限理性”，是介于完全理性和完全非理性之间的一种状态，完全理性追求的是“最优解”，而有限理性追求的则是“合理”或“满意”标准。在信息化联合作战中，指挥员确立决策目标时，理想情况是依据上级意图和决心，遵循“最优化”原则，寻求唯一的最优解。然而，在作战决策过程中，“战争迷雾”始终存在，指挥员不可能完全预见战场情况，加之受个人认知能力限制，指挥员只能在追求理想状态下“最优化”决策的过程中，根据有限的决策允许时间，获取能力范围内的“合理”或“满意”决策。否则，如果一味追求“最优化”决策，反而容易贻误战机，失去决策优势。所以，客观上要求决策目标的最优化准则向满意准则转变，即指挥员可根据已经掌握并认知的信息进行“有限理性”决策，而不必苛求唯一的最优解。

    善于进行“适度前置”决策。通常情况下，指挥员决策是针对变化了的战场情况相机做出的处置决定，遵循的是“敌动我动”原则，体现的是“延时后置”决策下的因果联动过程，寻求的是情况变化之后的应对策略。随着“以行动为中心”作战理念的深入实践与发展，出现了决策目标不必在战前明确制定的新型作战方式，使传统“以计划为中心”的决策过程显现出可预先响应的“适度前置”特点。如伊拉克战争，美军每天执行轰炸任务的战斗机和轰炸机中，只有1/3飞机是在起飞前明确目标的，其余2/3飞机则是先升空待命再赋予临时性的“紧急任务”。显然，对没有预先赋予作战任务而升空待命的飞机而言，其“适度前置”的决策行为，最大程度地符合了快节奏作战要求。

    善于进行“集群智能”决策。相对“集群智能”决策而言，就是指挥员个人的“一言堂式”决策，最大缺点是很难避免主观、片面、武断的错误；“集群智能”决策，是由多级指挥员以军事民主形式各抒己见，再进行综合分析，择善从之，由此形成的决策，最大优点就是能够尽量避免由个人决策可能造成的重大失误。随着信息技术在军事领域的运用，指挥员决策方式出现颠覆性变化，可借助指挥信息系统，不再是树状逐级式的纵向决策过程，而转变为网状分布式的联合决策，使“集智、群智”特点进一步显现，既优化了决策方案，又提高了决策效率；还可借助嵌入式的智能辅助决策系统，不再是指挥员“一人专享”的个体决策，而转变为“人-机结合”的共同决策，既减少了决策运筹时间，又提高了决策的科学性。可见，“集群智能”决策更能适应未来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情况下的联合作战，由此要求指挥员熟练掌握先进的指挥信息系统的同时，加快决策思维模式由个体向群体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