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正处于“进行时”，全国有若干所高校正在全面开展该学科建设的试点工作。但国家安全学如何完好地体现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恰当地处理非传统安全的复杂内容，如何合理定位其学科性质，均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重要问题。
国家安全学的“总体性”
狭义的国家安全观是指直接与主权和政权相关的传统安全，即“领土保卫与政权保护”，在冷战以前与冷战时期占主导地位。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非军事安全”为特征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更为凸显，于是国家安全内涵从狭义转向了广义。除了主权和政权安全，与人民安全或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紧密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领域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国家安全的内涵也随之大为扩展。与此相应，国家安全学的“总体性”也就成为时代的必然诉求。
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勾画出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整体布局，其涵盖的领域既有体现传统安全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和军事安全，又有体现非传统安全的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还有体现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核安全、生物安全、太空安全、海洋安全、极地安全、海外利益安全等。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超越了传统狭义的国家安全观，是统筹国内与国外、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发展与安全的新型国家安全观。
在国家安全观前加上“总体”一词，揭示出国家安全在本质上是一种全时空、多变量、相互交织的“场域安全”，即安全不再是单一的、线性的、局部的、纯技术的安全，而是复合的、非线性的、整体的、技术与价值混合的现实状态。总体国家安全观凸显的是“全景式”思考与研判，实现了国家安全观构建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统一。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除了能够促进国家安全转型升级外，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首先，安全是复合与普遍的，因为国际社会不能只有一个国家安全而不顾其他国家的安全。其次，安全是系统与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样也有维护地区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责任。再次，安全是整体与包容的，各国应该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最后，安全是立体与共享的，获取安全的方式是合作而不是对抗，要通过坦诚对话增进战略互信。即使在传统安全领域暂时有不可调解的对立甚至冲突，各国也可以从低敏感的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着手，共同培育应对安全挑战的共享安全意识。
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后出现的新议题，因此国家安全的研究与学科理论性质的定位，必须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纲，全面坚持与体现国家安全学的“总体性”。
国家安全学的“非传统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意味着非传统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战略的重要地位。“非传统”是一个与“传统”相对应的动态概念，今天的“非传统”在明天可以成为另一种“传统”。而相对于昨天的“传统”，今天的国家安全却有着非常鲜明的“非传统性”。
第一是和平不等于安全的全部。如今越来越多的与“低政治”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给人类带来了严峻挑战，例如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危机、能源危机、水资源危机、粮食危机等。第二是发展不等于安全的全部。照理说，发展是安全的条件，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对安全的作用是促进与提升。但不科学的发展、低质量的发展、无序与缺乏绿色的发展恰恰给安全带来了各种意想不到的困境。第三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它们之间不但相互影响，而且在特定的情景下相互转换。国际恐怖主义、海盗现象等都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相互交织的安全挑战。第四是传统安全的“非传统化”。如军事安全的“非传统化”，即军队应对“非战争威胁”，动用军事力量进行救灾，成立不动用传统杀人武器的“网军”等。
种种非传统安全危机使当今国家安全具有了明显的“非传统性”特征。从国家的视角看，非传统安全可分为四种类型：内源性、外源性、双源性、多源/元性。内源性非传统安全指安全问题产生于国内，但经过溢出而影响国外继而再影响国内的安全问题，如食品安全等。外源性非传统安全指全球性的安全问题或其他国家引发的安全危机危及国内安全，如难民危机、金融危机等。双源性非传统安全指两国因国土接壤或其他关联因素而同时产生的安全危机，如跨国有组织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多源/元性非传统安全指需要用军事武力干预的非传统安全危机如恐怖主义、海盗等。其实不管哪一类非传统安全，都有着明显的如不确定性、跨国性、非国家行为体参与性、非对称性、不易控性等“非传统性”。
国家安全学的“杂合性”
学科的发展一般遵循这样的规律：准学科（sub-discipline）、单一学科（discipline）、多学科（inter-discipline）、跨学科（cross-discipline）、横断学科（multi-disciplines），以及形成高度综合与协同的“杂合学科”（hybrid discipline）。
非传统安全研究的“总体性”“非传统性”，至少需要考虑三方面的内容：“高政治”、“高政治”与“低政治”相交织、“低政治”领域的非传统安全问题。如果再考虑到这三方面内容之间的互动与转换，那么非传统安全问题清单可无限拉长，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学科边界的模糊性更为凸显。因此，非传统安全研究的“领域延展性”与“学科反包性”特征必须得到特别重视。
一个学科的确立除了明确其研究对象还需要明确其边界。然而，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非传统安全研究却有着安全问题研究清单不断拉长的“领域延展性”。此外，国际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次领域，传统安全研究与非传统安全研究又分别是国际安全学的次领域，然而这一国际关系学的“次次领域”却因其涉及的研究领域与学科超越了传统国家安全研究与国际关系研究原领域范围。这一“学科反包性”使得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学科定位在另一维度上受到了挑战。
考察学科发展的关键是“时空坐标”，即不仅要考察其时空定位，而且要考察其“时间演化逻辑”与“空间结构逻辑”是否匹配与契合。为此，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建设宜在“杂合学科”上进行考虑，在具有多学科优势的综合性大学进行布局。
一方面，国家安全学只有综合运用多学科的方法才能较好地描述与实施有效的国家安全，具有高度综合与协同的“杂合学科”能够避免单一学科、交叉学科、跨学科等的不足，直接在方略型、决策型、创新型方面进行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只有在“杂合学科”站位上进行考虑，才能真正体现国家安全的“总体性”与“非传统性”。
另一方面，国家安全学只有在多学科优势的综合性大学进行布局，才能较好地实现高层次“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安全的“总体性”表明，安全是“微观—宏观”交织的复杂性现象，任何单一学科视角的研究都不能涵盖与揭示安全的整体规律；安全的“非传统性”表明，安全是一种“涌现”与“算法”，培养的人才应当具有“杂合学科”知识结构与宏观决策能力。
（作者系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