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基层减负的深入推进，从中央到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制度，采取了一系列有力举措，持续破解形式主义问题，基层减负工作取得了积极成效。然而，新形势下也须谨防基层减负在一些地方出现形式主义的新变种、新苗头。与传统形式主义相比，“数字形式主义”更具隐蔽性。梳理媒体报道发现，在数字化基建、电子政务、基层数字化办公等领域，“数字形式主义”有所抬头，此风当刹。原本节省时间、方便群众的数字政务平台，为何沦为“数字形式主义”的“温床”？该怎么治？一起关注。
数字形式主义有哪些典型表现？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加强数字政府建设以来，地方政府纷纷出台数字政府建设方案，加快借助数字技术提升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智能化水平。但在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中，一些地方政府存在重“面子”轻“里子”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注意力工程”，数字治理异变成数字形式主义，典型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数字平台重建设轻运维。政府数字治理平台建设的初衷在于借助数字技术改进政府治理方式、优化政府政务流程和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以满足公众日益多样化、多层次、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需求。然而，实践中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异化现象，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搞数字化面子工程、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不顾实际开发各种数字平台和政务APP。由于缺乏整体设计以及未能对政府职能进行有效整合，数字平台重复建设、分散建设问题突出，建成后的数字平台的运营和维护，也缺乏持续的关注和必要的技术、人力、财政投入，致使大量数字平台“僵尸化”“空壳化”，征求意见“水军化”，不能及时回应社会需求，其效果名实不副，难以真正发挥作用。
二是数字转型重过程轻实效。“十四五”规划强调要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加快建设数字经济、数字社会、数字政府，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但在一些地方，数字治理就是简单地将原有的政府职能、公共事务原封不动搬到线上，怠于利用数字技术整合政府职能，优化服务流程，提高行政效能。其结果就是本应通过数字技术推进一站式服务、促进政府职能无缝隙化链接的数字治理虚有其表，政府职能部门各自为政、碎片化现象依然存在，便民利民沦为光鲜亮丽的空洞口号。更有一些地方不顾数字鸿沟客观存在的事实，把本不应取消的线下政务服务窗口也轻率地搬到网上，人为构造政企、政社交流梗阻，使“屏幕”变成了阻碍沟通交流的“屏障”。一些地方甚至走向了数字治理的另一个极端，借数字化将线下的“文山会海”向线上转移，随时随地召开工作会议，转发文件，以会议落实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成为一些领导干部表面勤于政务的保护色。
三是数据治理重数量轻质量。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数据已是重要的战略资源。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信息技术收集、处理和分析各类政务数据，并依托其结果来识别问题、分析问题和寻求问题的解决成为政府治理的重要路径。但是，数字形式主义违背了应用数字技术赋能治理的初衷，数据收集部门化，各层级政府和政府各部门自成一套、独立运作政务平台和数据采集系统，收集到的大量应用场景数据和政务数据呈碎片化状态，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共享机制未形成，大量数据无法归集整合而沉寂于公共数据库，数据的真正价值未得到充分挖掘。一些政府部门甚至以数据占有量的多少衡量部门治理成效，以各式各样的“数字化台账”取代实际调研、亲身考察，或用于对付上级检查和应付数据归集任务，有时甚至不惜编造数据、捏造材料、报送无效数据。这些数字形式主义极大消解了数据治理的价值。
四是痕迹管理重留痕轻结果。痕迹管理指的是上级要求下级的各项工作都必须保留台账、照片、视频、记录，以确保工作执行和细化落实。痕迹管理的本质在于强调过程管理的重要性，矫正完全基于结果导向的考核机制的局限。但痕迹管理往往被过度强化，事事留痕、处处留痕，痕迹超越了工作内容本身，异化成为“痕迹主义”或“留痕形式主义”，数字技术应用更是便利了这种留痕行为。一些干部为了应付上级部门监督检查，工作要先拍照，为了给自己宣传造势，将地方政务平台、公众号点击率、订阅量作为考核指标；为了显示亲民为民，甚至不惜请“水军”在政务平台上刷评论、搞互动等等。过度留痕、虚假造痕颠倒了痕迹管理手段与目的之间的辩证关系，摆拍作秀、材料政绩等形式呈现倾轧了具有实际价值的工作任务，工作重心偏移使基层深陷形式主义泥淖，身心俱疲影响办事效率，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初衷。
数字形式主义怎么治？
规制数字形式主义，发挥数字技术在政府治理中的赋能效应，需要对“数字热”进行“冷思考”，充分认识数字形式主义的顽固性、隐蔽性和破坏性。多管齐下综合治理，消解数字形式主义，充分释放数字治理红利。
其一，提高政治站位，筑牢正确的政绩观。数字形式主义与部分领导干部政治站位不高、政治意识不强、思想观念扭曲错位紧密相关，规制数字形式主义必须解决干部的政绩观、权力观、历史观问题。一是坚持目光向下的政绩观。观念决定作为，追求何种政绩对履职尽责、干事创业具有重要导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反对形式主义要着重解决工作不实问题，督促领导干部树立正确政绩观，克服浮躁情绪，抛弃私心杂念。”政府及公职人员要在推进数字治理过程中，始终把群众满不满意、支不支持作为衡量工作的标尺，处理好显绩与潜绩的关系，把解决问题与群众的满意度、获得感作为最实际的政绩，不断强化自身修养，提升责任意识，强化岗位认同和角色认同。二是树立为民服务的权力观。权力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坚持权为民所用、摒弃官僚主义作风是化解数字形式主义的关键。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要始终持有爱民之心和担当本领，充分认识到权力来自人民，必须用之于民，建设数字政府不能“只表态不落实、只喊口号不行动”，要时刻警惕传统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借数字化之名实现“华丽转身”。三是坚定人民立场。数字治理要坚持人民至上，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打破“数字鸿沟”，消弭“数字壁垒”，让政府数字化服务体系更加智慧便捷、泛在可及、公平普惠。
其二，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抑制机会主义的空间。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权责失衡、职责模糊的权责关系现状，以及一些干部能力不足、本领恐慌为机会主义的避责行为提供了空间，强化了滋生数字形式主义的动力。必须深化权责配置体系改革，加强干部能力培养，健全容错纠错机制，铲除数字形式主义滋生的土壤。一是深化权责匹配体制改革，理顺上下级之间、部门之间、岗位之间的权责关系，优化权力清单和责任清单制度，明确不同层级、不同部门的权力范围和责任归属，改善上级部门权大责小、下级部门权小责大的状况，减少层层加码、弄虚作假等形式主义行为，根据数字治理需要适当增补下级管理权限和管理资源，增强下级部门事务的处置能力。二是深化干部教育培训机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增强本领就要加强学习，既把学到的知识运用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新本领。”规制数字形式主义，必须要有更强的自觉性、主动性，更完善的教育和培训机制，有意识培养干部队伍数字能力，增强干部数字素养，不断提升干部队伍数字化发展的驾驭能力。三是健全究责完备的容错纠错机制，鼓励领导干部及工作人员在数字治理中敢于创新和勇于担当，加强干部错误识别，促进容错纠错过程规范化、程序透明化，把握好问责的弹性空间，降低干部队伍犯错的代价，提升他们为民办实事的工作热情。
其四，平衡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增强善用技术的能力。数字形式主义的滋生蔓延还与数字技术本身的一些特征有关，必须认清数字技术的本质，正确处理政府数字治理和现实需求之间的关系，平衡数字技术的潜在价值与风险，把握政府数字治理的初衷和尺度，认识到数字技术是手段，为民服务才是真正的目的。领导干部及公职人员在工作中要摒弃盲目的技术崇拜，应当在发挥数字技术赋能效应的同时，坚持“人的主体性”地位，避免陷入技术至上的效率观和政绩观。与此同时，针对数据收集部门化，不同层级和不同部门之间存在多个数字平台，要求下级部门反复提交数据、重复填报材料催生的数字形式主义，必须健全政府数据生态系统，增强善用技术的能力，打通不同部门之间数据流通的阻碍，尽量统一数据收集、处理和使用标准，消弭部门“数字壁垒”。
作者系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