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认识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怎样认识和把握当今的国际战略形势”之二
李忠杰
国家安全，是关系一个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基本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国家安全环境在总体上有很大改善。但在新形势下，也面临着许多新的安全问题。
中国在历史上失去过太多的安全，所以，对安全问题特别关注、特别警觉。每当我们的周边有什么风吹草动之时，每当西方大国对我们施压之际……我们都不能不思考国家的安全问题。正因为如此，如何认识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就成为把握当今国际战略形势、制定我国国际战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一、怎样认识和估价我国的国土安全形势
国土安全，是国家利益的最高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迄今为止一个国家最基本、最重要的安全。维护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这是我们不可动摇的原则。
讨论安全，当然首先要对自身的安全形势作出准确而科学的估价或估量。
怎样认识和估价目前我国的国土安全形势呢？对此，乐观者有之，认为我国的安全环境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悲观者也有之，认为我国的安全环境越来越严峻，危险也越来越大。
怎样估价才恰如其分呢？
首先要作具体的分析。
从周边环境来说，目前，并且是较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我们与周边国家之间没有直接的军事冲突。一些边境问题，正逐步地得到解决。在北方，与俄罗斯等独联体国家发展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特别是通过成立上海合作组织，加强了相互之间的友好合作。在南方，与传统的睦邻友好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发展，曾经有过的一些龃龉也已成为过去。东北亚，大致还处于稳定的状态。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西部，有一些新的特殊的情况，但还不构成直接对于我们的军事危险。就这些情况而言，我们的国土安全目前是有保障的。
与此同时，有一些因素也直接或潜在地影响着我国的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土安全。
首先是台湾问题。这是我国国土安全的最大隐患和危险。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就十分看重统一的价值。把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这是中国人民所绝对不能接受的。但目前台湾岛内的分裂势力仍顽固地坚持错误的立场，并且越来越明显地走着“渐进式台独”的道路。统一与分裂的矛盾斗争，在台湾岛内、在海峡两岸、乃至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地进行着。如果分裂势力一意孤行、越滑越远，激化矛盾，就等于是在逼迫我们作出最后的选择。这种选择，其实是两岸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真的发生，无异于中华民族的一场灾难。
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不容他国染指和插手。但是，台湾问题的解决，事实上又与世界大局联系在一起。它是中美矛盾的焦点、亚太局势的晴雨表，还是中国全球战略环境的调节器。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得好，局势缓和，能够保持或改进中国的全球安全环境；弄得不好，矛盾激化，就会影响甚至破坏中国的全球安全环境。所以，台湾问题直到解决之前，都将一直是影响中国安全的最大因素。
除此之外，在我国周边存在着若干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
东北方向，主要是中日关系、朝鲜半岛问题。东南方向，主要是南海群岛的主权归属问题。西南方向，主要是中印边界问题、印巴冲突问题、阿富汗问题，还有一个西藏分裂主义势力问题。西北方向，主要是中亚地区的三股极端势力问题，包括新疆的民族分裂主义势力问题。这些问题，有的是老问题没变化，有的是老问题新情况，有的是新问题新情况。
在这些问题中，有的今后会在很长的时间内存在，解决起来比较复杂，但只要各方以大局为重，还不至于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有的发展趋势对我不利，虽然短期内不构成危险，但从长远看，会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有的问题，是新出现的，对我的安全影响需要进行深入科学的评估。
以几个具体的因素为例：
比如，“9·11事件”之后，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势力，美军进入阿富汗和中亚地区。对此，从战略上如何评估？这是很多人关注的问题。中国有句俗话：请神容易送神难。美军在我国西部边界之外的军事存在很可能会成为一个长期的现象。它固然有助于维护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稳定，但与在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存在和对台湾的军事支持相呼应，也会使我处于腹背受制的境地，对我东西部的安全产生很大的影响。
又比如，日本的右翼势力有日益增长之势。由于二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包庇和扶持，日本对历史没有进行严肃的清算，军国主义势力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理，所以，日本很多人对历史没有正确的认识，而且今后也不可能再会有什么正确的认识。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之后，基本不知道历史的真相。所以，越来越多的日本人认为，二战结束都已50多年了，日本理所当然地应该从战败国的阴影中走出来，作为一个正常的、经济发达的、而且对世界有“很大贡献”国家挺直腰杆，无论对美国还是中国，都敢于说“不”。这就是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扩张、与中国不断发生纠纷和摩擦的最深刻的背景和基础。这种趋势，对发展中日友好是非常不利的。根据中日两国的力量对比和作为主流的友好关系，至少在可以看见的未来，日本不可能对我造成直接的军事威胁，我们不需要过于紧张。但由于右翼势力的发展，中日之间的摩擦会不断发生。日本一些势力借助于台湾、钓鱼岛、朝鲜半岛等问题，以不同方式影响我国的国家安全，干扰和破坏中日友好的大局，这种可能性是不能忽视的。
再比如，印巴冲突，持续了很多年。近年来，又有新的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两国在核军备上互相较劲，都有了可以威胁对方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围绕克什米尔的冲突和恐怖事件不断发生，随时都有引发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冲突的可能。如果失去理智，甚至会有动用核武器的危险。如果问二战之后哪里会发生第一场核战争？现在看来，印巴之间危险最大。一旦发生突发事件，还有把其他本无关系的国家卷入进去的可能。这种情况，虽然目标不是直接对着我国的，但对我国的西部国土安全必然会造成很大影响。
影响国土安全的，既有周边的因素，也有远离周边的全局性的因素。比如，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其重要目标之一，实际上是针对我国的。美国国防部的报告透露，中国是美国发动核打击的目标之一。美国的这种战略构想，对中国的国土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长期和巨大的威胁。当然，这种威胁，并不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如果冷静估计，除非发生重大事件，美国也不一定敢冒这天下之大不韪，对我真的动用核力量。
那末，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国土安全形势如何呢？我的看法是：
第一，两种因素都在增长。一方面，有助于我国土安全的因素在增长，另一方面，不利于我国土安全的因素也在增长。特别是美国对我的军事和安全压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极端主义势力和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危险等，有所增大。
第二，台湾问题是对我国土安全和国家安全的最大危险。会不会发生两岸同胞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主动权实际上掌握在台湾方面，即主要取决于台湾方面的态度。
第三，从长远来看，如果有些不利因素继续发展，会对我国土安全造成潜在的影响。但在可以看见的未来一般情况下，除了台湾问题和其他零星冲突之外，我国不会与外国发生直接和成规模的军事冲突，我国的国土安全是有保障的。
第四，如果发生预料不到的突发性事件，再加上各方不够冷静、处置不当，因而把我们卷进本不愿意卷入的冲突，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对此，也应该有所警惕和防备。
二、怎样认识和估价我国的政治、经济等安全形势
当代世界的安全范畴，已经扩展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信息、环境、资源等诸多方面。所以，评估安全形势，不能只注意国土安全，还必须同时注意其他方面的安全。
首先，看政治安全。
政治安全，主要指国家主权的安全、国家基本制度的安全、国家意识形态的安全等等，当然也包括政府体系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内。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安全。
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基本的规定与西方发达国家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势力对此始终耿耿于怀，一直采用各种手段对我实施“西化”“分化”战略。台湾问题、西藏问题、新疆问题、人权问题、与邻国关系问题等等，都是它们所要利用的筹码和借口。无论是对中国的遏制政策，还是接触政策，其背后的动机和理由之一，都是要促使中国发生演变。这一点，邓小平看得非常明白。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也看得非常清楚。美国等国对我们造成的最大压力，是政治安全问题。
通过改革开放，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的面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对外关系上，中国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界，力求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通过不懈的努力，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有很大改善，国际地位不断提高。与美国之间，虽然摩擦不断，但双方仍有许多共同利益。9·11事件之后，两国关系趋于改善和发展。因此，中国的总体安全环境是稳定的。我们希望这样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但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美国对我“西化”“分化”的战略不会改变。所以，我国面临的政治安全问题将会继续存在。
未来中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也需要应对各种各样的风险。但比较起来，政治安全始终是最大的安全，政治风险始终是最大的风险。这方面的难关我们还没有度过，考验还在后头。中华民族，从来不怕外来的侵略和压力。如果有什么军事上的威胁，反而能促使中国人民团结起来进行抗争。但如果在内外各种因素的作用下，政治安全发生问题，带给中国的变化、冲击，甚至灾难，将是巨大的。政治安全是深层次的安全问题。所以，在各种安全中，政治安全是应该关注的最大的安全问题。我们所要努力减轻的最大压力，是政治安全上的压力。
其次，看经济安全。
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中国与外部世界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广泛和紧密。从1980年到1999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由381亿美元增加到3607亿美元，年均增长12.6%，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12.6%上升到36.4%，在世界贸易中的位次由第26位跃升到第9位。2001年，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总额进一步突破了5000亿美元大关。20多年来，外资大量进入中国。到2001年12月底，全国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390484个，合同外资金额745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3954.69亿美元。其中2001年合同外资金额691.91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达到468.46亿美元。2001年12月11日，经过长达15年的谈判，中国终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也标志着中国更深程度地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与世界经济联系的加强，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毫无疑问，对从根本上保证我国的国家经济安全也是有利的。但中国进入世界经济的运转体系之后，在很大程度上就要受到这个体系的制约，更深一步，还要受到世界经济内在规律的影响和支配。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走向，将不再完全是自己独立和自主的运转过程，不再完全由自己来决定和把握。外部的很多条件和因素，都可能对我们产生影响。比如，美国经济的衰退，本来可以认为仅仅是美国自己的事情，与我们无关。但事实是，中国外贸对于美国经济已经有了相当大的关联度，2001年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额达到了805亿美元。因此，美国经济的繁荣和衰退，会连带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这种状况，无疑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了新的不确定因素，也给中国如何维护经济安全带来了新的课题。世界经济一旦发生风险和危机，很难不对我们产生冲击。
经济安全，在某些环境和条件下，还会与政治安全相联系。近些年来，世界上一些国家，由于发生经济和金融风波，连带引发了政治危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世界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某些发达国家，对受经济危机冲击的国家提出交换条件和要求，迫使这些国家实行某种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改革。这种做法，不能不让人感到有一种兵临城下、迫人就范的味道。如果哪一天，中国也遇到这样的事情，该如何对待呢？
所以，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我们可资利用的条件越来越多，但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了。如何未雨绸缪，做好防范准备，就成了一个新的重大的课题。
第三，看社会安全。
社会安全是一个很广的范畴。由于人类的跨国交往越来越多，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安全也更多地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特别是一些非传统的安全因素增多，不可避免地成为需要我们关注的问题。
9·11事件的发生，震惊世界，表明恐怖主义已成为国际公害。根据我的学生、国际反恐怖问题研究专家胡联合的统计，从1968年至1997年的30年间，全球共发生国际恐怖主义事件15386起，平均每年发生513起，年均增长率2.66%。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恐怖活动的数量减少，但危害和影响扩大。9·11事件表明其规模和影响达到了顶峰。
我国以前一直很少有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但自80年代中期以来，开始有劫机等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在西方敌对势力“西化”“分化”战略的怂恿和支持下，受世界范围恐怖活动的影响，我国境内外的一些民族分裂主义势力、宗教狂热分子以及敌对势力内外勾结，加紧在我新疆、西藏等边境民族地区进行分裂活动、宗教渗透和恐怖主义活动，对我国的社会和政治安全构成威胁。当前，我国国内的恐怖活动主要有：带有政治色彩的民族分裂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恐怖活动；以极端暴力手段进行的反社会攻击性恐怖活动；以个人利益为目的的恐怖犯罪活动；帮派及黑社会势力进行的暴力恐怖活动等等。在海外，针对我外交机构和人员、援外及工商界人士的恐怖主义活动也时有发生。
其他，邪教势力、跨国犯罪、非法移民、毒品走私等非传统的安全因素，由于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在我国内也有增长的趋势。它们与传统安全因素相交织，对我国社会的安全带来了一定的影响。
第四，看信息、文化、环境和资源等其他安全。
当今世界正在走向信息化时代。1994年，世界个人电脑的产量达到4500万台，第一次超过了世界汽车3500万辆的产量。1996年全球信息产业的产值超过1万亿美元。到2000年底，全球已有1.5亿网民。信息化的迅猛发展，把信息安全的问题提上了紧迫的日程。美国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说：“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美国国防部仅2000年一年用于电脑系统安全防护的投入就达16亿美元，但当年侵入美国军方电脑网络的黑客还是有413次之多。
近10年来，中国电信产业以年均高于全国GDP三倍的速度增长，已成为世界十大信息产业国之一。2001年，信息产品制造业工业总产值达到13500亿元，全年通信业务达3669亿元。到2001年底，全国电话用户总数达到3.24亿户，其中固定电话1.79亿户，移动电话1.45亿户。互联网注册用户达到了1591万户。
中国信息化的速度令人瞩目，但信息安全的问题也相伴而来。信息安全是物理安全、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信息内容安全、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与公共信息安全的总和。信息安全与国家的安危紧紧联系在一起。没有信息安全，就没有真正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经济安全，也没有完全意义上的国家安全。2001年1月5日美国政府公布的《美国信息安全国家安全战略》指出：“信息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假如我们的信息安全无法保证，则势必影响到国家安全。”这是对美国说的，其实用于中国，也同样如此。
中国的信息安全目前还是相当脆弱的。仅从互联网来说，芯片不是我们自己的，应用系统、数据库、防火墙基本上也是外国的。这首先就给我们的网络安全埋下了隐患。美国等发达国家在世界上建立了多个大规模的监听机构，围绕地球飞行的卫星24小时全天候地收集通信秘密。再加上我们信息安全的技术落后、管理陈旧、人才缺乏、安全意识淡薄，因此，中国的信息安全面临着严峻的形势。这是一个新课题，因而漏洞也特别多，已成为我们各种安全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
文化、环境、资源，都是现代化建设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和条件。目前和未来，也存在着很大的安全问题，需要我们给以高度的关注。
综上所述，我国的国家安全涉及到很多方面。随着现代社会以及国际关系的发展变化，我们遇到了很多新的安全问题。有人问：我们现在的安全形势到底更好了还是更糟了？我认为，不能简单地用一个“好”与“糟”来概括。从总体上估价，大致可以说三句话：一是大的安全环境有所改善，二是不安全的因素有所增加，三是深层次的难关还没有度过。
三、全方位地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
无论对安全形势如何估价，维护国家安全都是极为重要的任务。哪怕只有微小的安全问题，都不能放松安全保障。更何况我们还面临着那么多的安全问题，岂能随便放松警惕？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或者说，按什么样的思路来加强我们的安全防卫？
现代国家的安全是全局性、综合性的问题。现代的安全观念也已经是一个超出国土安全之上，包括经济安全、政治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环境安全、社会安全等等在内的综合性大安全观念。所以，要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必须站在全局的高度，全方位地做好安全防卫工作。
首先，国家安全的根本在于增强自己的综合国力。
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安全，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但归根结底，取决于自己的综合国力。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的大国，不能靠依附于别人或与其他国家结盟来取得安全，不能靠在别国的夹缝中生存来取得安全。中国的安全要靠自己，靠自己的以经济为主、包括政治、文化、科技、教育、人才、资源等等在内的综合国力。
比如，军事力量对于维护国家安全是直接和重要的。但在当代世界，军事力量的提升必须依赖于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人才素质等等。没有这些方面的雄厚基础，很难开发出最先进的武器装备，很难提高军队的现代化作战水平，也很难打赢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综合国力上不去，光是单独地加强军事力量，这种力量的基础是不稳固的，也是难以持久的。
比如，信息安全是我们目前的薄弱环节，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硬件制造和软件开发水平不如别人。芯片买别人的，软件用别人的，飞机坐别人的，卫星租别人的，……这些都固然有其必然和便利之处，完全靠自己制造的年代早已过去，但无论如何，这样一来，安全问题也就相伴而生。别人有意地安装几个窃听装置，有意地在网络上设置几个后门，如果我们连发现都发现不了，更遑论彻底改变受制于人的局面？国家安全又怎能有根本的保障？
所以，制定和实施我们的安全战略，必须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推进现代化建设，全面提升我们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人才、资源实力。立足于固本强基，把自己的基础打牢、打扎实。这应该是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国家战略。其他任何安全战略，都要处理好与这一最根本的国家战略的关系，支持这一战略，支撑这一战略，服从这一战略，维护这一战略。在坚持国家战略的基础上实施安全战略；通过安全战略来保证国家战略的实施。任何安全措施，都要立足于为国家的整体发展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都要有助于解决国家发展面临的困难和问题，而不是相反。
第二，有针对性地加强各方面的安全保障建设。
综合国力的提升是一个过程。在这过程中，我们时时处处都会遇到安全问题。所以，强调增强综合国力，不是就忽视国家安全的保障和建设。就安全战略本身来说，我们需要有针对性地解决好最迫切、最重要的一些问题，在各个方面加强国家的安全保障。
在经济方面，要认真研究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中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双向互动关系，力求更多地掌握世界经济的运行规律，因势利导，运筹帷幄，既充分利用国际的市场和资源，发展我们的经济，同时又防范国际经济风险带来的冲击。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既要兑现我们的承诺，履行自己的义务，同时，又要行使我们的权力，维护自己的利益。在与世界经济体系相衔接的过程中，要在国际规则允许的情况下，设置必要的防火墙，以防止“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在政治方面，要加强我们的政治建设和制度建设。稳步有序地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扩大人民民主，尊重和保障人权。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加紧完善法律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国家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严格运行在法制的轨道上。通过不断完善和巩固我们的基本政治制度，来获得最大限度的政治安全。同时，正确应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战略，加强国家价值体系的建设，增强人们对于国家制度体系的信念和信心，打击敌对势力的各种破坏活动，保证国家政治和社会各方面的稳定、安全。
在军事方面，要加强军队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努力建设一支“靠得住”、“打得赢”的现代化人民军队。加紧高精尖军事装备的研制和开发，保证手上能有几个拿得出、用得上的“杀手锏”。精心研究现代化战争的规律和特点，与时俱进，改进和发展我们的军事战略，从未来可能出现的战争样式出发，制定必要的预案。加强军队和军事人才的建设，积极吸收地方的人才包括高级人才，迅速提高军队的整体素质和军事战略战术水平。正确处理军事与政治、经济、科技等各方面的关系，以军事力量作为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后盾，但其使用又从属和服务于政治和经济战略特别是整体的国家战略。
在社会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环境安全、资源安全等方面，也要采取积极的措施，有针对性地加强薄弱环节，消除各种漏洞，提高国家的整体安全系数。比如，在社会方面，加强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开展国际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活动，防范和打击邪教和恐怖主义等活动。在文化方面，积极而又稳步地加强国际文化交流，大力弘扬中国文化精华，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抵制西方腐朽文化和价值观的侵蚀。在资源和环境方面，参与保护资源和环境的国际合作，在开发的同时注意战略资源的储备，加强环境保护和治理，防止发达国家向我国转移污染。
第三，以正确的国际战略改善国家的外部环境。
国家安全问题是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产生和实现的。如果没有了或减少了外部的威胁，国家的安全系数当然也就提高了。所以，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除了加强自身各方面的建设外，还必须通过实施正确的国际战略，处理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为自己创造一个良好的、亦即安全的国际环境。
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是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我们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我们要继续抓住和平与发展两件大事，努力作出自己的贡献。要做好自我推介的工作，积极改善中国在世界上的形象。加强与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以及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科学家等等的联系，不断增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和认识。在原则问题上，立场坚定，坚决捍卫自己的主权和安全。与此同时，提高交往、沟通的水平和艺术，掌握政策和策略的灵活性，尽可能减少摩擦，消除误会。
四、正确处理国家安全中的辩证关系
国家安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认识、把握和维护我国的国家安全，必须坚持辨证的思维方式，坚持科学的思想路线，正确处理国家安全问题上的若干辩证关系，防止出现简单化、片面化的倾向。
第一，正确把握机遇与挑战的关系。
这是认识和估价总的安全形势时必须掌握的一个基本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包括国际社会发生的各种事件，给我们国家安全带来的影响，往往是复杂的。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弊；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挑战；短时间内可能困难较多，从长远着眼可能前景看好。这类双重性和似乎矛盾的现象是经常存在和遇到的。因此，我们在观察和分析国家安全形势时，就必须注意两点论，防止片面性。要看到大局、看到主流、看到趋势，同时，也要看到另外的一面，看到隐蔽的一面，看到可能出现的一面。不能只见其一，不见其二。不能左右摇摆，畸轻畸重
“机遇”和“挑战”，这两个词用得多了，可能成为套话。但它确实反映了当今世界的现实，也反映了国际环境对我们安全形势的影响。进入新世纪的国际形势，总的来说，还是积极的一面占主导和支配的地位。我们20多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就，相当程度上得益于外部环境，得益于我们对外部环境的争取和利用。所以，即使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种风云变幻的情况下，邓小平还是认为国际形势虽然有消极、严峻的一面，但也“不能看成漆黑一片，不能认为形势恶化到了多么严重的地步，不能把我们说成是处在多么不利的地位。”“我们可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 现在的国际形势，虽然比那时增加了新的因素和特点，但总的来说，还是比当时要好，而不是更坏、更糟。这恐怕是一个基本的估计。
肯定机遇，也要看到挑战。“天下之物，未尝无对”。国际安全环境，对我们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还是科技、信息、社会方面，我们都面临着一些新的安全问题。个别方面的危险因素还有加大，个别事态的发展趋势对我们不利。尤其是，基于社会制度的差别以及自身利益的需要，西方敌对势力与我们之间，一直进行着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较量。这种斗争对我们国家安全的影响是长久的、深层次的，而且不会很快结束。所以，我们在坚持改革开放、加强对外交往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外部环境这样一类消极的影响，高度警惕和防范各种不安全的因素，维护我们的国家利益，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二，正确处理内部与外部的关系。
国家的安全不安全，是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既有外部的因素，也有内部的因素。在国际政治中谈国家安全，当然是指外部对我们国家安全的侵犯和损害。所以，这里的基本态势是防范、是对付、是“御敌于国门之外”。但是，如果从更全面、更长远、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仅仅着眼于防范外部，够不够呢？显然是不够的。
首先，防卫，就要有防卫的能力。防卫的能力在那里？当然在我们的内部。在于我们国家的发展、在于自己的综合国力、也包括某一个领域专有的防卫力量的建设。如果没有这内部的基础性的建设，光是就防卫谈防卫，是不能真正收到防卫的效果的。
其次，有些安全问题，并不仅仅来自外部，而是存在于自己内部。有些内部因素还更重要。比如腐败问题，就是影响政治和社会安全的一个大隐患。如果腐败不消除，社会和政治危机随时可能发生。光是防范外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所以，我们制定国家安全的战略，一定要看到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在内部与外部两个方面下工夫。不能只注意外部而忽略内部，也不能只注意内部而忽略外部。新形势下，我们要继续坚持一心一意地抓好经济建设，但不能因此而忽视国际领域对国家安全的不利因素。要以高度警觉的态度，认真研究国际环境的变化，认真分析那些不利因素的具体情况、特点、态势，包括种种发展的可能性，有针对性地采取防范的措施，有的还要制定必要的预案，及时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发生侵害我国家安全的情况，就能够以坚决而强有力的措施，及时加以应对和处理。另一方面，当我们重视国家安全问题，积极防范外来的不安全因素时，又不能以为到了兵临城下的时刻，把精力全部集中到对外御敌上，放松或转移内部的基础性建设。警觉时时都要有，但切忌慌乱、失措，不要自己乱了自己的阵脚。任何时候，都要把握住全局，抓住问题的关键，集中解决好内部安全的问题，打好国家安全的基础。
处理好内部与外部的关系，还要注意政策、措施和策略上的内外有别。国家安全问题，哪个国家都会当成大事来做的，但谁也不会整天大声嚷嚷国家面临着多大的危险，对外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多做少说，只做不说，这恐怕是处理国家安全问题的一个通则。对于外部力量的某些意图，我们要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好防范的准备，但并不需要大肆渲染，甚至搞得人心惶惶。内外有别，内紧外松，事情或许才好办一些。
第三，正确处理斗争与合作的关系。
维护国家安全，当然就要对外部世界持有必要的警觉态度，注意防范外来的任何不安全因素。但是，这不等于把外部世界的一切都当成敌人，都要以斗争的方法来处理一切问题。要正确地维护国家安全，就必须处理好斗争与合作的关系。由于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也由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特殊性，我们一些同志脑子里“斗争”这根弦绷得过紧，把什么事都看成两军对垒，黑白分明，什么事都试图用斗争的方法来解决。这种思维模式很容易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造成不同程度的片面性，在战略策略上发生某种程度的偏差。
国际社会，确实存在着无数的阴谋、诡秘。国际政治中，确实处处充满着斗争。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切不可书生气十足。但由于国际社会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这里面，既会有斗争，但也不能没有合作。该斗的地方坚决斗，该合作的地方也得合作。对外部的种种影响，该防范的时候坚决防范，但防范不等于把一切都堵住，都当成敌对的东西来处理。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之间，主要还是交流合作的关系。对于西方发达国家，我们也要努力改善关系，加强彼此之间的信任与合作。
维护国家安全，很多时候必须采取坚决斗争的方法，坚持原则，不能轻易让步。但斗，不是目的，目的还是要化解矛盾，发展关系。所以，斗，也要讲分寸，讲策略，讲火候，讲有理有利有节。在斗的同时，也要注意合作。在这个问题上斗，在另外的问题上也可能是合作。在坚持自己立场的同时，有时也不能不作出一定的让步，顾及到双方的利益和要求，做到“双赢”。只有恰当地掌握好斗争与合作的辩证关系，我们才能在复杂的国际关系中应对自如，结交更多的朋友，获取最大的利益。
第四，正确处理抵制与吸收的关系。
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经常会有各种矛盾发生，有些国家也会向我们施加压力。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还会发现各自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上的差异，存有观点和态度上的分歧。对这种状况，也需要用辩证的态度来认识和对待，正确处理抵制与吸收的关系。
抵制，就是说，对于一切有害于我国家安全的压力、行为、言论，包括错误的价值观念，我们都不能轻易接受、让步，或任其进入国门而大肆泛滥。在这个原则的问题上让步，就会损害我们的国家利益，对国家安全造成影响。因此，必须态度鲜明，立场坚定。
但，对于外部世界的东西，甚至包括人家对我们的某些批评，也要采取分析的态度。错误的、有害的要抵制，不等于所有的东西都要抵制。人类文明是丰富多彩的。这种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多样性的文明之间，必然会有差异，也会有矛盾和一定的冲突。所以，我们与外部世界发生的一些分歧、矛盾甚至斗争，有些，是根本利益上的矛盾，有些，是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但也有一些，只是不同文明的差异。而这种差异里面，有可能是对方的错误或不了解中国国情，但，也有一些，则可能是我们落后于先进文明所致。随着认识水平的提高，我们需要逐步转变对某些问题的看法；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还可能要借鉴、学习、接受这一类先进的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同志说：“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在维护我们国家安全的时候，如果不注意这个问题，就很可能用阶级斗争的态度和方法来对待一切问题，片面性也就在所难免。当然，具体如何鉴别，则是一个很复杂的任务，需要有较高的鉴别能力，下较大的功夫。
(此文发表于新华社《瞭望》周刊2002年5月27日第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