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时代，科学技术作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工具，会给人类文明的重要一环——社会治理带来何种变化？近日一则来自四川的消息，从积极的方面回答了这个问题。

据报道，四川已实现省人大与省财政集中支付中心的联网，凡是通过省财政集中支付中心支付的每一笔钱，都在第一时间处于省人大监督之下。这种“在线”监督，使政府花钱的过程变得阳光、透明，国库的钱柜子变成了“玻璃柜”。

人大与政府财政支付系统实现联网，及时掌握财政资金的支付情况，既强化了人大对政府预算执行的动态监督，提高了监督的实效，也推动了政府部门的依法理财——技术进步解决了即时监督的难题，使原来复杂的问题显得轻而易举。

而另一方面，据最新出版的《中国电子政务发展报告No.3》（社科文献出版社）披露，一些政府网站的互动栏目纯属“作秀”，在线办事能力也比较弱。数据显示，目前大陆已有七成政府部门建有网站，有调查发现，至少半数的省以下政府网站“患有三种病”。

第一种叫“应付病”。并非真心利用网站为民众提供政务服务，而是应付上面的建站指令，不得不建。这种网站更新周期长，服务功能差。第二种叫“官气病”。内容除了领导讲话就是官样文章，大有居高临下的架势，全无亲和力可言。第三种叫“作秀病”。所设置的网上投诉、领导信箱、民意征集等栏目，多半是在作秀，有的甚至公然“邀功”。如某县级政府网站，在网民意见栏目中一共提出三个问题：“您对政府工作哪一点最满意？”“您对政府领导哪一点最感动？”“您对政府哪个部门想说说感谢的话？”

一些地方政府不是利用网站服务于民，而是“忽悠”老百姓，暴露了政府机关作风上严重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更重要的是，这表明，人民对于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关键不在于有没有足够的技术手段，而在于有没有足够的监督权力，在于政府愿不愿意让民众真正分享权力，愿不愿意让老百姓知情，接受老百姓监督。

政府不愿意开放政治权力，既可能是出于维护政权稳定需要的公心，也可能是出于维护集团既得利益需要的“私心”。虽然中国的政治权力没有真正放开，但执政党已经认同“政治民主”的目标。面对众多的权力腐败，加强民主监督已不得不作为一个重要解决方案提上议事日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四川的尝试尤足珍贵——中国可以，而且应该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让立法机关与民众真正分享权力，首先是知情权，然后是监督权。

对政府与民众的关系，古今中外已有不少理论表述，但其实质是一种契约关系。民众是买方，政府是卖方；民众付出的是经济上的税收、政治上的服从、思想上的认同，政府提供的是各种公共服务。如果政府不能提供令民众满意的服务，只关心短期政绩目标，不注重长远社会利益；不能主动从民众的迫切需要出发，而是被动地应付迫在眉睫的压力；惯于采用简单的行政手段应对复杂的社会问题，甚至在有意无意间以公权力侵害私权利，就必然造成民众不满，政府与民众的契约将会出现裂缝。这种裂缝首先将危及思想上的认同，导致官民矛盾增加，政府治理成本增大；继而波及政治上的服从，造成制度危机；当危机蔓延到经济上的税收时，契约关系将难以为继。为避免这种危险，执政集团会作出自律，力求改进服务，使契约关系能够持续。但是，执政集团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当少数有责任意识的人致力于改进公共服务时，可能大多数人还在孜孜于眼前利益。这种情况将引发执政集团内部的利益分化与斗争。  
  
在现代民主国家，这一难题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主程序设计来解决的。通过强化民众一方的力量，也就增强了执政集团内部有责任意识一方的力量，使执政集团的整体行为向着改善公共服务，以维护和巩固契约关系的方向倾斜，而不是执着于眼前的既得利益。

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提到：要坚持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作为工作重点，认认真真访民情，诚诚恳恳听民意，实实在在帮民富，兢兢业业保民安，努力增强为人民服务的本领——这表达了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来维护政权稳定的愿望。但在现行体制下，要实现此一目标，只能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控制手段。以少数人之力控制全国大大小小的公共事务，还要提防内部大大小小的蛀虫，其难度可想而知。正是在这个方向上的艰难，凸显了在另一方向上渐进的必要性。技术进步的魅力就在于，它为这种渐进提供了化难为易的手段：政府不需要让渡多少权力，不需要担心引发连锁反应的风险，就可以让民众知情并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