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身处信息社会,享受信息,也为信息所累。信息社会催生了一批“吃信息饭”的人。信息，意味着资源，意味着财富，意味着筹码，他们收集大量个人信息，或出售牟利，或用于其他目的。许多人收到各色针对性极强的信息时都感到十分纳闷：我的个人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你身处信息社会,享受信息,也为信息所累。信息社会催生了一批“吃信息饭”的人。信息，意味着资源，意味着财富，意味着筹码，他们收集大量个人信息，或出售牟利，或用于其他目的。许多人收到各色针对性极强的信息时都感到十分纳闷：我的个人信息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通过对这些“吃信息饭”的人的调查，我们会清晰地看到你是如何由一个遍布独立信息的人变为一个透明人的。可能，你还会在“元凶”里看到自己的身影、亲友的面孔……
侦探事务：无间道
目前国人对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实在淡薄，这才是轻而易举搜集到个人信息的主要原因。
杨 江（记者）
冠以“商务咨询”、“信息调查”等等诸多名头的侦探事务所目前在国内到底有多少，没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据，但是几乎在每个城市都有它们的存在，在上海、北京、广州这些特大型城市，侦探事务所均以数十甚至上百计。
无疑，侦探事务所是典型的彻底靠调查、出卖信息吃饭的。之所以叫“侦探”，必定有它特殊的、与一般性商业性调查机构所不同的搜集信息的方法与设备。
了解它们的信息搜集过程，曾经被“侦探”们叫过去“解决过问题”的人或许会对“这些人是如何掌握我的隐秘”的疑问恍然大悟。
了解他们对信息安全的思考，那些尚未与“侦探们”打过交道的人或许会多一些启发。
在行色匆匆的街头，或许，哪一天，你就与“侦探”擦肩而过，或许，你正被他们的工具盯着……
间谍设备
“十分钟！”高大魁梧的魏青（化名）端坐在老板椅上，左右手食指交叉，掷地有声地吐出了这三个字，“就十分钟，可以查清一个人的电话、家庭等基本情况！再给一点时间，就可以查得更深入细致！”
“怎么找到一个‘失踪’的人，用有些记者报道中说的监听设备？一听就知道是个外行！就算警方用这种手段也要开着信号车在街上转悠的。”魏青嘴角滑过一丝微笑，“那些都是个别侦探公司跟记者瞎吹的，其实，方法很简单，根本不需要太复杂的设备！”
魏青是一家侦探事务所的老总，他试图说服记者放弃这个关于个人信息安全隐患的现状调查，理由是：在这个信息化飞速发展的社会，个人信息社会化很正常，找到一个人的信息极其容易！
他的意思是，既然找到一个陌生人的信息甚至是极其隐秘的信息，其过程是如此的简单，而且简单到连他都觉得“费口舌去介绍，简直就是浪费精力”，那你这个调查还有什么可以做的新闻点？
我跟他说，你的这番话就是新闻点，要掌握一个人的信息果真如你所说的如此简单，那正说明了某种反常。
魏青顿了顿，点点头，“是的！”
我们就这个“简单”交流了一个下午。魏青首先承认，个人信息的泄漏、滥用，几乎都是在商业竞争的背景下。“除了犯罪集团，譬如诈骗团伙，那是另一种性质。”
“谁掌握了更多的信息，谁就掌握了更多的资源与财富。说到底，侦探公司的存在，就是去帮一个人用他无法施展的技术、手段搜集到另一个人或者另一个集体的信息，而且是隐蔽信息，信息难度越高，就越是值钱。”魏青坦言。
“搞调查，设备当然也是必要的。”他将记者领到另一间办公室，站立在一个玻璃柜前，指着满柜子的望远镜、照相机、摄像机，“这些当然是用来跟踪、取证的，那么，这个包是用来做什么的？”
魏青手指的这个包是一个看上去很普通的公文包，黑色皮革面料。他叼着烟，伸手从柜子里把包取出，打开拉链，再翻开底层，原来是一部针孔摄像机。
“这也太普通了，你们记者也有！你再看看这个画。”魏青说。这是一幅普通的山村图，“里面有四个针孔摄像头，你把眼睛贴上去找找？能看见吗？”他忽然大笑，“真被你找到，我们还怎么吃这碗饭？！”
魏青现在揭秘的这些设备都是用于跟踪、搜集客户所需的个人信息的，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些设备早有耳闻，不过尔尔，而且，记者动用暗访机的出发点，魏青应该明白，是与他们有本质区别的，“不等于说记者可以用，你们就可以用。”我说。
他笑了，“你再看这个大喇叭，知道做什么用的吗？”他手把手教记者用右手端起这个“喇叭”，然后一只眼贴上“喇叭”上的一个瞄准器，姿势好比射击。
楼下一百米，马路对面小店铺一对夫妇喂孩子吃饭的场景已经扫进了这个瞄准器。魏青又将“喇叭”上的一副耳机戴到记者的头上。
“来，再吃一口！”夫妇俩哄孩子的话清晰传来。
这是一个追音器，魏青对一脸惊诧的记者说，“可以听一千米之外的声音，你说，跟踪一个人，把这家伙对着他，还有什么信息掌握不了？”
这些都是国家明令禁止在民间使用的器材，魏青很清楚，因此只许记者听他介绍，而不许对这个追音器“拍照存档”。
“有时候，被调查的人一个人开着车，打隐蔽电话，自以为无人知晓，啥都说出来了，哪知道我们拿这家伙对着他呢！哈哈……”
我提出再深入一点，“你一定还有更高级的设备！”
魏青有点为难，出于私交，也出于报道不会透露他真实姓名的保证，最终还是将法宝亮相。
一个普通的纽扣，钉在外套上，却是一个针孔摄像头，调查对象活动时所有的信息都被搜罗进来，如何防备？！
他大大方方掏出一块手表，防水军用手表的模样，酷酷的，却也暗藏玄机，录音与录像功能兼备，如何使用，魏青不肯演示，手表背面的生产厂家也被他刻意用刀划掉。
他又掏出一个黑色的小盒子，一个电子板一样的东西，两个接线头，“这是电话窃听器，日本产，根本不需要到你家里安装，只要找到楼道里的电话进户接线就可以。”
“可以了，不能都给你看了，已经破了规矩了。”魏青不肯过多介绍他的这些法宝。
“有些已经是间谍设备了！”我说。
“所以，一直以来，侦探事务所对外很低调，避而不谈设备，最多给你们记者介绍是用摄像机跟踪取证。”魏青又笑了，“但你想想，把一个人的信息调查得清清楚楚，有多少存款，跟谁通电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靠简单跟踪就可以吗？”
设备从何处来？
魏青打了一个擦边球，“朋友多，路子广。但是很多设备网上是都可以找到卖家的。”
介绍了如此之多的敏感器材，魏青还是强调，“绝大多数情况下，调查个人信息是根本不需要动用它们的，我一开始就说了，方法太简单了。”
他手指脑门，“用脑子！所有的个人信息几乎都是因为被调查者个人的疏忽泄漏的，只要你肯动脑筋，就能把他的信息引出来。”
手段花样
魏青首先从婚姻调查开始介绍，这是侦探公司最主要的业务之一，往往委托调查的包括配偶或者恋人的通话记录、行动踪迹和外遇地点这些信息，并取证。“很多报道提到侦探公司能轻而易举拿到被调查对象在某一段时期内的通话清单，这个信息首先肯定只有移动或者电信这些通讯公司掌握，那么我们是如何拿到？”
魏青说：“肯定有个别侦探公司是通过收买通讯公司的内鬼或者通过在通讯公司内的熟人拿到这些信息的。但是在我看来这是愚蠢的办法。”
“要学会钻研！假设妻子调查丈夫，到通讯公司去调通话清单是要提供机主身份证的，但是没有怎么办？又不能让丈夫察觉。”他介绍，“我们让妻子在丈夫睡着的时候把手机偷出来给我们，然后用这部手机拨打通讯公司服务电话，谎称密码忘记了，通讯公司会以短信形式将密码发至手机上来。然后删除短信，妻子将电话放还丈夫枕边，我们则通过这个密码登陆通讯公司网站，所有的通话记录就都展露无疑了。”
“我相信不少侦探公司是通过这个窍门拿到信息的，但是后来为什么报道中都是说通过通讯公司内鬼的呢？就是侦探公司自己吹得天花乱坠，好骗钱，让委托人相信只有他们才有路子！”魏青说，“实际怎么可能通讯公司内有那么多内鬼？！”
魏青所说的这个窍门实际就是他们所钻研出来的一个通讯公司的“漏洞”，在拿到被调查者的通话信息后，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跟踪取证了。
这是一个漫长而又“刺激”的过程，摄像机、望远镜自然是摄取被调查者另一些行动信息的必要工具。
“但是总有跟丢的时候，怎么办？可以花一两百元买一部旧手机，到通讯公司办理一个全球定位捆绑服务，然后在被调查者尚未出门前，把这部手机偷偷粘贴到他的轿车底盘隐蔽处，接下来就不需要跟踪了，分时段通过通讯公司的服务给这部手机定位。晚上，被调查者回到家，我们再偷偷取出这部手机，他一天的行踪信息都清楚了，剩下来就是定点跟踪了。”
那么，在商业合作伙伴或员工背景调查中又如何掌握被调查者的信息呢？魏青举例，“可以以政府调查的身份，到被调查者原先的公司调查，一般情况下，公司不会查验调查者的身份就会将被调查者在该公司的工作情况、品行操守甚至缺点一一介绍。
“如果我们要查清一个人的资产状况、消费情况，很简单，跟踪！你在商场刷卡，不会想到身边的陌生人中就有一个是我们的侦探，信用卡卡号很好记，我们的侦探都有这个速记能力的。”
但是，如此也只能掌握到被调查者使用的是哪家银行的信用卡而已，具体资产多少如何查清？是否如外界所说，通过收买银行“内鬼”？
魏青说，银行的管理比较严格，一般不可能钻这个漏洞，“是人就有缺点，比如喜欢去酒吧、夜总会，安排一个女孩子故意把他灌醉，甜言蜜语，恰到时机就可以把很多资产信息套出来。
但是，魏青如此轻描淡写显然是有所保留，这个“套”的过程必定是一个技术活，“要是套不出呢？”我问。
魏青笑而不答。
这个疑问或许从他在另一些领域的介绍会得到一些解答的启发。
追债、查税与打假！
如何找到债务人，查清他的资产状况，甚至最好掌握一些他不可告人的把柄，这是追债的首要技术活。
“人是社会化的，他身上的各种信息也是社会化的。债务人失踪了，但是他的亲友、有过往来的生意伙伴不可能都消失，通过对这些人智慧的调查可以零星搜集到债务人的信息，汇总梳理就会找到突破口。”
魏青说，譬如冒充债务人多年前的旧友，找到他的家人，说有急事，往往家人会把债务人躲藏地点的新号码提供出来，然后顺藤摸瓜。
“个人信息的泄漏防不胜防，他身边的人无意之中就会泄密，比如我们曾经找一个失踪的债务人，从他家人处也没能摸到信息，后来打听到他有一个朋友在外地开厂，我们专门派了几个侦探乔装应聘进入这个厂，潜伏了很久，终于从这个朋友的通话记录中发现了债务人的躲藏地。”
乔装潜伏，这种无间道的做法，在查税和打假中也常动用，魏青说，他们多次动用侦探应聘到被调查者的公司，担任财务、司机等各种职务，将被调查者偷税漏税、造假甚至是其他更隐蔽的违法犯罪信息一一搜集。
当然，这些信息的搜集过程在查税、打假中还是有些争议，但动机和最终的效果还是对社会有益的。
魏青也并不否认，动用这些非常手段，有时候也并不是为了社会公益，而是为了掌握被调查者的把柄，作为谈判技巧击垮对方的心理。
“很多次，坐在对方面前悉数他多年来的经历，家庭、资产状况，甚至某天的隐蔽活动，对方就浑身冒汗，坐立不安了。”魏青说。
魏青这些“斗智斗勇”的搜集个人信息方式听起来有点神奇，俨然与特警有的一拼。
在你们无法智取的情况下，是否会动用特别的渠道，譬如车管所、公安局等等，毕竟在我们调查过的侦探公司，大多是欢迎在警方、银行等诸多领域有工作经验的人士加盟的。这是我一直追问魏青的问题。
他避而不答，却强调，“我们调查个人信息确实是为了赚钱，但也是有行规的，你的信息不管通过怎样的手段被我们查到了，一旦委托人委托我们的问题解决了，那你的信息我们也就烂在肚子里了。”
“在中国，谈个人信息的保护确实很有必要，但在目前的社会形势下，有实际意义吗？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竞争需要这些信息。”
魏青的结束语是：目前国人对个人信息的自我保护意识实在淡薄，这才是我们能轻而易举搜集到个人信息的主要原因。
“我的侦探假借你的电话拨打，一下子记住了你刚才偷情的人的电话号码，你意识到了吗？”
“到宾馆登记，有几个人把身份证背面朝上推给服务员，防止旁边有偷窥？”
“问你拿一个身份证复印件说是去帮忙办个电话，你想过在复印件上注明只限于办电话吗？”
他一连串问题抛给我。
“假若换了是犯罪集团处心积虑搜集到你的这些信息呢？诈骗，敲诈……”他盯着我。
小马仔：背后隐藏着谁？
在我们的城市，活跃着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２０岁左右的年纪，以女孩为主，一袭大学生特有的着装：运动鞋、牛仔裤，休闲装，可能，是美特斯邦威的牌子。
杨 江（记者） 程礼红
在我们的城市，活跃着这样一群年轻人，她们２０岁左右的年纪，以女孩为主，一袭大学生特有的着装：运动鞋、牛仔裤，休闲装，可能，是美特斯邦威的牌子。
他们可能守候在大型超市、高档百货商场门口，可能行走在地铁人流集中的站点，也可能来到某个小区，轻轻按响你的门铃。
“阿姨，耽误你几分钟可以吗？”
他们确是大学生，带有几分学生特有的清纯和对社会的羞涩与陌生站在你的面前。他们需要你帮助的是回答一个问卷，可能告诉你是学校布置的社会实践，可能告诉你是为了减轻家庭负担的社会兼职。
或许，因为他的真诚，你停住了步伐，给了他十几分钟；或许因为他的可信，你让他走进了家门。
你眼中的这些年轻人，却是与他们身后某个商业调查机构签订了合同的临时员工。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是寻访员，或者叫信息搜集员。
了解他们工作的过程，你或许会明白，为何一个与你此前毫无联系的商场、俱乐部会突然将它们的商业宣传资料寄到你府上；为何，一个你从未接触过的保险公司、化妆品牌或者银行会突然给你家中打来电话，对你的信息了如指掌，试图说服你购买它们的产品……
专业培训
吴蕊（化名）是沪上某高校的大三女生，老家在江西的一个小山村，年前一个寒冷的冬日，她在淮海路某商场前拦住一个女白领试图劝其做问卷时被我发现。年后，因为要做个人信息安全的这个调查，我再次找到她，她有点慌张，“是不是我们这样做有问题？”她试探着问我。
吴蕊兼职信息搜集员已有两年，刚升大二时，在一个同学的介绍下，她做起了这份工作，在她的潜意识里，其实一直存在一个疑问，那就是公司让她搜集这些信息到底派上了怎样性质的用场。
我决定用口述的方式来记录这个女孩对自己这份工作的隐忧。
增加社会阅历、赚点零花钱，是我们这些大学生找兼职时最主要的目标，而市场调查在种类不多的学生兼职行业中是一种很辛苦却很锻炼人的工作，做得好也能有一定的收入，我的一个同学风雨无阻，一个月多的时候可以有近两千元收入，为此我们都青睐市场调查这份工作。
让我们觉得幸运的是，与很多企业将在校大学生拒之门外不同，现在市场上的调查机构越来越倾向于聘用大学生来担当调查员。我们供职过的那些咨询公司的老师说，大学生群体具有较高的社会认同度，能让被访者感觉欺骗性相对较低，从而降低抵触心理，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因此，只要有熟人（以前在公司做过的同学）介绍，或通过一些中介公司、校园广告，我们都不难找到市场调查的工作。
我已经做过好几家咨询公司的调查员，我们也叫访员。有些公司不太正规，自始至终就只有一个人跟我们单线联系，谈好价钱，给我们卷子，给我们地点，然后做完了交还给他，稍经审查也就给我们钱，最后我们连公司的名字都不知道。
当然，只要拿到工资，其他的我们也不太关心，这样的情况我把它称为“一次性工作”。还有一类被我们称为“会员式工作”，这是指我们和一些在我们感觉中相对正规的公司建立相对长期的工作关系。
进这些公司要先通过培训，即学习一些调查的形式、提问的方式以及一些特定问题的把握，比如调查分为入户调查、企业访问、电话访问、预约访问和中心地访问（又叫街头拦访）。
每种形式的调查对访员要求都不一样，而提问方式也相当讲究，如要留被访者联系方式要放在最后问，卷子要求留的可以是手机号码、家庭电话或单位电话，提问时不是直接读出来，而是先说“能留一下您的手机号码吗？”，如果对方抵触，就“退一步”说“那么麻烦留一下您的家庭电话好吗？”，再遭拒绝后，就再“退一步”说“那留一下您的单位号码可以吗？”，如果还是不行，就得说“麻烦你了，我们刚刚耽误你那么久的时间，如果您现在不给我留联系方式的话，我们就都白做了，就当作废卷了。留下联系方式是公司为了防止我们做假卷。我们公司很正规的，您的个人资料我们一定会保密，公司说了会送到国家档案局销毁。
是否送到国家档案局销毁，我们也不知道，反正培训老师教我们这么说的。经这般捣腾，很多人都会留下号码及姓名或者姓，当然也有些人会留空号。
就这样经过几个小时的简短培训，再安排一次估计只有口吃者才会出局的面试，我们就都被录取到公司了。但加入公司前还要签署一份合同，包含对访员的要求、责任及公司的薪酬总体制度，合同上还要求填写身份证号码及学校住址，声称“一旦产生什么法律问题会追究至学校及个人”。
签不签这个合同我们也是有顾虑的，这是我第一次签合同，万一访问过程中发生问题了，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我又不敢问培训的老师，只有问以前做过的同学，她们说不会，我也就签了。
终于成为公司一员之后，公司有了项目，人事部就通知我们各个学校的访员去公司进行具体的项目培训。每个项目都有一个项目督导，对该次项目进行必要的介绍和指导。这类培训更为具体。
如选取哪些重要的过滤条件，“在上海住满两年”、“本人或家人没有在政府部门、传媒行业、公关公司、调研公司等工作”、“过去六个月内光顾过某商场若干次以上”、“在该商场消费若干元以上”等等。这些条件是街头拦访或者电话访问的开场白，要在对方拒绝之前，迅速问出这些问题以确定对方是否符合调查条件。
老师说，一旦符合，就要想办法让对方答应接受我们的访问，一般都微笑地说“麻烦您一下，就耽误一刻钟时间”，对方若还不答应，就敏捷地站在行人的正前方挡住去路，然后用苦肉计：“您看我们大学生出来打工也不容易，很苦的，现在都一点多了我们还没吃饭，做完这份我们就去吃饭了，您就帮个忙好吗？”或者有些做汽车访问的访员，就干脆冲进人家车里，坐着不走，直到对方把问卷做完。
当然，我也听说有少数业界“高人”，为了做完卷子，就称家人生病了，等着我打工赚钱，只是，我撒不来这样的谎，那样会觉得太心虚了，连做访问都会没底气。
访问感受
按照吴蕊的介绍，事实上对他们这些涉世不深的大学生，老师所教的这些与被访者公关的语言技巧，他们听了还是觉得很茫然，好在这份工作对这些大学生而言另一个简单之处就是，反正公司是按照问卷数计薪酬的。
“一开始掌握不了，大不了我就少拿一点报酬呗。”吴蕊说。
在懵懵懂懂中，这些孩子带着一叠问卷走上街头，开始了与陌生人打交道的一点点摸索，这也是他们所看中的“很锻炼人”的地方。
一开始，站在街头，看到满街的人都不知道该拦谁，也不敢拦，生怕被人家骂，也有点抛不开面子，总是涨红了脸，后来看到别的同学行动了，心里一横也就干了。
做街头访问的确给人很强烈的挫折感，常常问了一上午也未必能做下来一两份卷子。看见我们拿着卷子，有些穿着时髦的白领老远就瞪着眼避开，当然有些长得慈眉善目的、走路不太匆忙的、跟我们年纪相仿的路人还是会给我们机会的。
渐渐地也就熟练了，当然和三寸不烂之舌的地步差远了。比如，做入户调查是最有难度的，被调查者往往很不愿意让陌生人进门做调查，并且现在科技发达，要入户除了要躲过小区门口保安的“法眼”，还要冲破进楼梯的电子门。
为此，不使用技巧根本寸步难行。有时进入小区就是一场不小的考验。有一次，我跟另一个访员商量好后，径自若无其事地走进小区。被保安拦下后，灵机一动，说“小区内有个同学过生日，我们去他家玩”。
保安凶巴巴地问：“哪个楼？哪间？……”我的同伴经验老到，“打个电话”给“那个同学”：“我到你们小区门口了，保安不让我们进来。”听到这个，保安立刻紧张地解释：“我没不让你们进去啊，只是让你们登记一下。”
“挂了电话”，拿了学生证，这是我们的必带之宝，就进去了。攻克电子门也不容易，开始我们拨人家房间号，说明来意，让人家给我们开门，此举的成功率极低，有时呼叫了十家，也未必有一家开门。后来有些人胆子大了，就学会紧跟着居民后面进去，若对方用异样眼光看着，就笑笑说“来亲戚家做客，不怎么记得密码”。
进去之后再一家家敲门，先掏学生证，再说是做老师布置的社会实践作业，不完成就不好交差了。这样能很大程度上降低拒绝率。做这类调查，一旦屋主允许进门，那基本上就把这份问卷拿下来了。
当然，如果是做企业访问或者调查对象比较高端，比如商场的ＶＩＰ客户，公司还要求我们访员穿正装、谈吐得体。我们一些同学还专门为此买了一套价钱适中的正装装老成。
一般来说公司要求调查的项目类型比较多样：广告片测试比较多，就是一些广告要投放前做个市场效果调查，要求我们在人口集中地拦人到指定地点观看广告片，之后做个问卷；还有一些是产品测试，就是一些新产品（多是西餐食品试吃）上市之前对产品味道及价格进行受众意见征集；我还做过一些商场的调查，主要包括商场内卫生、环境、商品的种类、布局以及商场周围交通便利程度等等。
这些商业性调查往往都是受客户委托针对竞争对手展开的，每个项目我们都会被分成好几组，分好几个地点进行调查。
每一种调查，除了电话访问外，都有礼品相送。街头拦访一般是送小礼品，如指甲钳或者钥匙扣等。如果是预约访问，多是针对ＶＩＰ会员的访问，也就是通过电话约好地点、时间进行访问的，可能是三四十元礼金或者一个特制金属书签、精致水杯。
我们这些访员自己的工资有时候还不及送出去的礼金。现在客户要求获得的信息越来越细致，因此，问卷越来越长，我所做过最长的卷子有４５页，一般做下来都得４５分钟甚至一个小时，这期间要反复多次安抚被访者的情绪，防止半途而废，很多时候我就是乖巧一点，施展苦肉计博得对方的同情。
我们工作的时间一般是早九点到晚上七八点，没有规定的吃饭时间，并且一些调查公司为了不泄露商业机密，都要求访员自己把问题读出来，不能让被访者看问卷。
即使这样，往往一份卷子也就给我们１５元薪酬左右，听说这跟客户报给公司的薪水相比缩水了很多。也有一些公司按页数计算的，每页编排紧凑，差不多一元一页。做得好的访员一天下来能做十份左右，不好的可能一天就一份，甚至是零。
此外，初进公司的访员必须按规定将工资乘以０．９的系数实领，一般要工作半年后，表现较好才能得到乘以１的工资。
背后动机
吴蕊说，做调查，与被访者接触的第一分钟至关重要，也许就决定了胜负，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在被访者拒绝自己前，让他对自己建立好感，至少也要有信任感。但是这是一个很抽象的过程，用吴蕊的话说：就看个人造化和运气了。
她承认，一般而言，年长的被访者对他们还是蛮和蔼的，没有多少戒备，只要不是很忙，能帮也就帮帮这些孩子了。
我大学时代的一个同学现在想来当时应该也是与吴蕊一样的兼职信息搜集员，那时候他每天早出晚归。他说是去各个小区抄门牌号码，一天薪水８０元左右。我当时不解，门牌号码抄了何用？
后来，他去做一个家庭访问，在上海闸北区一个小区，我出于好奇，随他前往，他很熟练地敲开一户人家的门。女主人一脸茫然：“我们是来调查的，看看你们的生活状况如何，有没有什么困难。”
那时快临近春节了，随机访问的这家正好是一个相对贫困的家庭。女主人与她上初中的女儿对我的这个同学很感激，以为是区政府派人下来问寒问暖的，热情地迎进门，倒茶、让座。
同学当时问了怎样的内容我记不清了，记忆中有数十页，足足访问了半个多小时。女主人将家里的成员结构、工作单位、收入状况、消费习惯还有电话号码悉数留在了问卷上。
同学后来告诉我说，这是帮一个大卖场做的前期市场调查。临走，他留给了这对母女的赠品是：一瓶试用的洗发水。
我当时望着这对母女信任的眼神，心中很是罪恶感。数年后的今天，吴蕊接受我的采访，她坦言，被访者的联系方式、收入状况、工作单位，甚至使用哪家银行的信用卡，使用频率，喜欢做哪些业余活动，有哪些消费习惯，诸多的信息都是在他们寻访的范围之内。
吴蕊说她还会继续做下去直至找到实习单位。
她一直没有明白他们所带回的那些做好的问卷，交给调查公司后，公司的另一些部门如何“深度处理”，譬如有效问卷筛选、信息归类统计，之后，问卷又是怎么处理的，那些他们搜集到的信息又被公司卖给了哪家客户？又会给她的那些被访者带来什么。
泄密者
即便，我们在商家填写资料时，以小人之心度之，慎之又慎，
我们个人信息的泄漏恐也防不胜防。
杨 江（记者）
在银行、电信、邮政、保险等服务部门填写个人资料时，你恐怕是不会担心我们的个人信息安全问题的。但若这些信息落到了诈骗分子手里，后果可想而知。侦探公司的魏青对记者就曾坦言，确有侦探公司通过通讯公司内部的员工，或是朋友，或收买，总之在这些“内鬼”的帮助下拿到本不可能被通讯公司之外的机构所获悉的客户个人通讯信息。
各地都曾有类似报道，譬如，刚生了孩子，就有人频频给家中打来电话推销奶粉、做胎毛笔、水晶印……而且对孩子的出生日期、性别都了如指掌；刚有亲友被查出患有肿瘤，立即就有人打来电话推销抗肿瘤保健品。
熟知信息搜集渠道的魏青断言，若非个人不慎，多半情况下就是医院内部的人将这些信息出于私利出卖给了那些商家。
一个做汽车安全膜生意的朋友告诉记者，从汽车４Ｓ店、修理厂、车管所这些与汽车相关的商家或者管理部门拿到一些有拓展业务价值的车主的详细信息，包括电话、家址、车牌、车型、车况甚至车子的颜色、发动机号，并不是一件难事。
一般而言，车主在这些地点，譬如修车时，都会留下这些个人信息，与汽车产品相关的商家只要与这些地点达成合作，就会信息共享，共拓商机。
昆明的媒体日前还曾曝光，昆明的一些车主饱受保险公司骚扰，一位车主竟然在一天内接到了１３个推销保险的电话，对方连车子保险的种类，何时到期都了如指掌，记者调查下来，原来，车市、修理厂、自驾游登记、４Ｓ店等处，将这些信息卖给了保险公司，甚至有些修理厂的员工还兼职担任了保险公司的编外业务员。
当然，如果像北京的冯女士那样就倒大霉了。平素里，我们间或就会听到电话通知中奖之类的骗局，这种事情发生得多了，大家对“中奖”一词也就有了抗体。不过现在的短信诈骗不说“电话号码中奖”了，而是搬出了刷卡消费信息、汽车退税等幌子。
冯女士就接到了自称“北京市财政局金融处”的电话，通知她不久前买的别克车可被退还购置税款１．１万元，不幸的冯女士最终被骗４５万元。北京警方后来调查发现，冯女士这样的短信诈骗案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刚刚购买了房子或私家车，他们因为对方准确说出了自己的姓名、电话、车型、住址等详细私人信息，才相信了对方所称的身份。而这些信息大多就是房产中介或汽车４Ｓ店的员工泄露的，导致诈骗团伙能轻易锁定侵害目标。
不少人接受采访时还问，为何常有银行向我推销信用卡，从对方的口气，明显知道我的消费能力、收入状况，但我与这家银行素无业务往来，他们又是如何获知我的这些信息的？
一个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商场、餐厅消费，或者说在某一家俱乐部、某一个商家办了会员卡，都会留下一些个人信息，现在，商家建立自己的客户资料库的意识也都在加强，因此都尽量让客户留下更多的有用信息。
但问题是消费者本身保护个人信息的意识并不强，甚至处于不设防状态，法律对商家使用个人信息也没有作出很明确的制约，于是，类似汽车行业那样，银行的信用卡推销人员为了业绩往往会发动身边的关系搜索他们的目标人群信息，无疑，从商场、俱乐部的朋友处弄到客户资料是一个很好的捷径。
当然，一个在商界工作过的人，身上总是带有很多他人的信息，甚至是一个信息库，比如在保险业里，客户资料随着推销员流动是一件很常见的事。到了另一家公司往往会带走他掌握的客户或者目标客户的个人信息。因此，当你成为了某家保险公司的客户后，有更多保险公司向你推销产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家装潢公司的老总如此总结，做生意就是做人脉，商场竞争日趋激烈，谁掌握了更多的客户信息，就掌握了更多的商机。
他举例，以前他会派业务员装成买房者守候在楼盘销售处，一旦发现有购房者签订合同时就在一旁偷偷记下购房者的联系方式，而后与购房者联系介绍自己的装修公司。
“房产市场景气的时候，简直就是信息争夺战，好几个装修公司的人争抢一个客户的资料。”后来，他试着向一些楼盘的销售处购买购房者的信息，“生意大家做，互惠互利，售楼处是肯的。”
因此，我们也就不奇怪，为何刚买了一套房子，装修公司频频上门，连房子的结构、购价都了如指掌了。
“我是做美容院的，在我们这里办理美容卡的客户，我们知道联系方式，也从客户的办卡金额判断得出她的消费能力。假如我有一个朋友是开健身房的，我正好可以用我的这些资料和他换，彼此拓展业务。”一个美容院的主管告诉记者，“只要你在一家企业登记了你的信息，可能你的信息就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迅速传递至更多的商业领域。”
如此，即便我们在刷信用卡时将身边每一个人都视作可能的嫌疑人，而戒备森严；即便，我们在商家填写资料时，以小人之心度之，慎之又慎，我们个人信息的泄漏恐也防不胜防。
网络：最大的泄密场
有没有想过，在网络上发消息、写邮件，其实就像寄明信片，你的信息根本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隐藏在虚拟世界？
杨 江（记者）
有没有想过，在网络上发消息、写邮件，其实就像寄明信片，你的信息根本不像你所想象的那样隐藏在虚拟世界？
“通过互联网，两个小时内就可以找到一个人！”这句话已经喊出来好几年了，在互联网技术更趋发达的今天，这个时间恐怕已经经历几次提速了。
在沪上一家外资企业工作了３年的庞小姐最近开始考虑辞职了，原因是公司内部通过网络技术对员工个人信息的监控令她十分反感与紧张。
“ＭＳＮ、ＱＱ，通过这些聊天工具在公司电脑上与人交流就像拿着个喇叭在广场上吼。”庞小姐说，公司的网管会清楚地看到她们的聊天内容，然后汇报主管。
“几时几分上了什么网站，都有记录，更恐怖的是，发的Ｅ－ＭＡＩＬ会通过公司网管中转，还谈什么隐私？！”
触发庞小姐加快去意的导火索是，她一直在准备跳槽，为了防止简历被网管发现，她特意将简历上的名字改成了一个公司内无人知晓的英文名。
“前几天趁大家下班，我偷偷打印了一份，但是竟然不知道这份文件被传至哪一个打印机打印了。”庞小姐找遍了办公室内她所知道的打印机，但是没有找到这份简历。
惴惴不安等待了一晚，第二天她提早到了公司，结果看到了简历的第二张，“第一张不知道哪里去了，显然有人已经发现了，如果上面追查，很快会锁定是我的计算机打印的，因为网管那里那台打印机在什么时候打印过东西都是有记录的。”
“你知道，外企对员工忠诚度是很重视的，这可怎么办？！”庞小姐一脸不安。
而深圳的魏先生的遭遇也很糟糕，他在原先的公司兢兢业业，无奈公司对他待遇不公，克扣薪水，还不签订合同，为此他将问题反映至了政府部门，而后跳槽。结果刚在新东家试用三天，老东家就找到了新东家反映他工作能力问题，并说临走时还带走了公司很多东西。
这些当然都是诬告，但魏先生奇怪的是，他跳槽的这家单位，没有一个熟人知道，老公司又是怎么知道的？查下来竟然是社保卡泄密，老东家通过他的社保卡号码进入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网站，发现了他新投奔的公司名字。
魏先生的新工作最后还是泡汤了，幸运的是，此事触动了当地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网站，更改了信息查询系统，屏蔽了工作单位等信息。
互联网信息安全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随着电子支付交易的流行和网上银行金融交易的拓展，如何防止在线身份被盗，保障电子交易的安全日益突出。但现实有时候却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个人账号、密码的被盗引发的经济案件屡见不鲜。
事实上，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已经使得个人信息泄漏的问题日益突出。无论你是上网聊天、娱乐，还是单纯地浏览网页，你在网上活动的每个行为都会留下印记。通过你上网的ＩＰ地址，可以轻易地找到你的位置；通过监听软件，可以盗取你的聊天信息、邮件内容；通过木马程序甚至可以远程操控你的电脑。
而最简单的网站或是论坛注册，你的个人信息资料也会被人收集。当事人所有的信息，包括真实姓名、住址、电话、学校或工作单位等都被众网友在互联网上一一找到，并于编辑整理后在网上公布。
６２万个老板手机号网上叫卖，号称“全球最大中文搜人引擎”的搜人网将９０００万华人的个人信息暴露无遗，还有众多黑客、公司为满足某些人的需求制作出更多的监控软件。
这些都是已经发生或正在发生的事实，各种各样的名片网、搜人网还在增加，库存的个人信息还在无序膨胀。
在信息的社会，这些个人信息的搜集都因为商业化的操作被一再助长。个人的信息在网络世界里同样成为了待价而沽的商品。但问题是，绝大多数的个人信息进入这些网站都是在信息所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发生的。
美国也有类似的搜人网或者“白页”，但是因为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制约，都是个人主动授权向网站提供的，提供者对什么信息可以公开以及使用范围都有很清晰的认识。但是，目前国内，许多网民在网上论坛、校友录、电子邮箱等轻易留下了自己的个人信息，包括姓名、年龄、学历，甚至身份证号码等敏感信息，却从不仔细阅读相关的保密条款。
春节期间，一个在某网站工作的人员找到记者，表示他是通过记者圈内的某一个朋友拿到记者的手机号码与ＱＱ、ＭＳＮ号码的。
他希望记者能够将所有掌握的包括采访对象在内的各界人士的联系方式、单位等信息，尽可能多地提供给他，作为交换，他会把他所掌有的信息全都无偿赠送给记者。
“这是一笔公平的交易，双赢的生意。”他说完，先给记者传来了五个电子文本共计数千人的通讯录，以表他的诚意。
这些文本中，他还按照行业和区域作了划分，上海诸多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的联系方式全都囊括其中。
这样的“交易”在目前互联网上比较寻常，美其名曰互相交换资源，但问题是，即便你可以把你所掌握的其他人的个人信息交换给值得你信赖的朋友，但他再将这些信息转换给他的朋友，朋友的朋友，如此往复，若干个环节后，就不是你所能掌控得了的。
谁能保证这些信息泄漏至某一个商业机构，而会给那些无辜的尚且蒙在鼓里的人带来怎样的麻烦？
不久前，读者张小姐收到了一封同窗的邮件，内容是介绍她加入自己在某名片网上的名片库。因为显示是同窗所发，张小姐按照信件介绍将自己的资料输入该名片网。几分钟后，一个从北京打来的电话让张小姐浑身冷汗。
“你是××公司张小姐吧，我们认识吗，我怎么收到你的邮件上面有你的单位、手机，还介绍我加入一个名片网。”一个男人疑惑不解。张小姐一番调查这才发现，原来是该名片网从某校友录网站搜集到了他的大学同学信息，然后冒用同窗的账号、名义给她发了那封邮件，在她注册后，又以她的名义向互联网上更多的人发出了邀请。
经过一番交涉，这家设在天津的名片网站最终将张小姐的信息从名片网删除了。
“这让我对网络骤升恐惧。”张小姐惊魂未定。
谁让我们成为“透明人”
只有隐者（ｈｅｒｍｉｔ）才能绝对控制其个人信息的使用。
李泽旭（记者）
早在一年多前，全球领先的市场研究机构Ｈａｒｒｉｓ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ｖｅ受Ｖｉｓａ委托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个人信息和财务信息失窃或丢失已成为全球消费者最关注的问题。被调查的１２个国家中，中国位居对个人信息丢失或失窃问题最为关注的４个国家之一。有７７％的中国消费者表示，他们高度关注个人或财务信息的丢失或失窃问题，高出调查平均水平１３个百分点。
被透明化
你的姓名、手机号、工作单位、收入水平和身份证号码；你刚出生孩子的性别和出生时间；你房子的户型、面积和朝向；你的购车时间、车型甚至发动机号和底盘号……你不认识他们，他们却对你了如指掌。
这种透明化的生活似乎已成为一个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正常一部分。
在信息社会里，个人信息就是资源和价值。
我们的个人信息都包括什么呢？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起草负责人周汉华把个人信息的定义为个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医疗记录、人事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
按照这一定义，我们无法将自己的个人信息完全隐藏起来，因为隐藏了个人信息我们也就与世隔绝了。对此，个人信息研究专家曾断言，不被透明化也就是不被人所看到、感知到的隐者，因为只有隐者（ｈｅｒｍｉｔ）才能绝对控制其个人信息的使用。
现实社会，我们谁都无法成为也不愿意成为隐者。为防止被骗，人们需要储存大量如我辈行为正常之人的信息以鉴别行为非正常之人，欲免受被骗之苦，他人也需知我过去。我们需要沟通，需要交流，因此也需要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但同时为了保护自己，我们又将其中的许多信息列为隐私范畴，避免被被人窥探或利用。
１９６７年，Ａｌａｎ Ｆ．Ｗｅｓｔｉｎ博士在其成名作《隐私与自由》（Ｐｒｉｖａｃｙ ａｎｄ Ｆｒｅｅｄｏｍ）中讨论了隐私的复杂性。Ｗｅｓｔｉｎ博士认为，每个社会都有四种相互制约的隐私要素：
（１） 独处（ｓｏｌｉｔｕｄｅ）。每个人都需要成就自我的空间，并因之不感觉到为他人所关注。
（２） 袒露（ｒｅｖｅｌａｔｉｏｎ）。每个人都愿意向他人袒露自己，但袒露的内容则取决于两者之间的关系。
（３） 好奇（ｃｕｒｉｏｓｉｔｙ）。人们希望控制向他人的袒露，但同时对他人的袒露又感到好奇。
（４） 维持公共秩序的政府监控（ｐｕｂｌｉｃ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ｐｕｂｌｉｃ ｏｒｄｅｒ）。人们希望控制向他人的袒露，公共秩序也要求对袒露实施某种程度的政府监控。
Ｗｅｓｔｉｎ博士认为，上述四个要素存在于每个社会，从最简单的到最复杂的，无一例外。
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我们每个人的个人信息必然涉及到一个安全问题。
国内安全问题专家沈根林认为，个人信息安全分为相对安全和绝对安全两类。真正的隐私是不暴露的，是绝对安全的，是一种无限信息。这种无限信息的安全通常与国家安全是联系在一起的，例如原苏联的克格勃，他们的真实个人信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是绝密的。而现在人们所讲的个人信息安全，通常是指与个人生活密切相关的，通过日常生活反映出来的相对安全信息，是一种有限信息，在有限范围内暴露的个人信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你知道我，而我不知道你，人们便感觉到信息的不安全，这种涉及到人们个人所需的信息安全是浅层次的，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换个角度，如果个人信息公开化，信息交流形成对称，也就没有了这一类的“隐私”，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恐惧也会因此消失。
然而，生活中个人信息的不安全给人们带来的恐惧还是现实存在的。
２００４年１０月１６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节目报道了某企业招聘会上不慎遗失一位女求职者的登记表格，犯罪分子利用拾得的该表格，冒充企业招聘人员对求职者实施犯罪，并杀害了求职者。
对于这类令人震惊和恐惧的事件，沈根林将其归为极个别的偶然现象，与个人防范意识有很大的关系。
周汉华也认为，民众还没有完全意识到保护个人信息的重要性，大都处于不设防状态，这就很容易造成个人信息被盗用。
这种个别的震惊事件，人们确实很难遇到，平常为人们所烦的多是兜售保险、基金、产品等骚扰。因为，个人的历史材料在被有关机构或经济实体收集后，变成了可能购买某种商品的资源信息。
沈根林分析，这是信息的另一特性——时效性和实效性。有些信息是有时间段的，过了这个时间段就失效，这在媒体体现较多。有些信息从单个来讲是无效的，但整体来讲是有效的。例如二战期间，一个人把德国的报纸信息收集起来，从中分析掌握了德国的兵力部署。
周汉华则认为，现在社会是一个信息社会，信息必须要交流才有价值。既要充分保护个人信息，又必须要考虑到必要的社会管理监督。对于个人信息的保护，不仅是事后的保护，还包括事前的干预。比如，对一些以个人信息为主要利润方式的信息公司，会要求它们在进行信息收集和处理之前先要经过相关的批准和登记程序。
网上无秘密
据统计，现在大约有１０亿人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快捷而又成本低廉的信息交换。也许有一天，你打开网页搜索自己的名字会惊奇地发现，上面可以找到自己的电话、职位等等信息，而这些信息你从未自己在网上公布过。
２００６年８月，一位记者在无意间登陆某网站时，发现该网站称“登录了２００万中国商务精英联系方式，包括职位、办公电话、商务手机、邮箱等”，并可在注册后免费查找。该网站可查询不少大公司员工资料例如微软２５２２张、大唐２２０８张、新浪网１７５４张……各大公司都有多张“名片”被公布，每张“名片”内容包括商务手机、座机、电子邮件、公司名称地址、所在部门职务，以及ＱＱ和ＭＳＮ等多项内容。随后该记者在首页搜索名片一栏中填入了“北京”，共搜索出５２３５０９条“名片”信息，既有ＩＴ公司经理，也有广告公司业务员。调查发现其中相当多被登出个人信息者并不知情，多人表示不愿意个人情况被登出。
而在此之前的２００５年，网上就已经充斥了出售“中国老板手机号码大全”的网站，全套价格仅为４０００元。其中，除手机号码之外，连同这些老板的公司名称、行业类别、公司注册日期、注册资金等商业信息也都一应俱全。
研究表明，在网络时代，个人信息的载体多与计算机以及网络相关，个人信息扩散的最大威胁来自对信息技术的滥用与网络道德的败坏。个人信息一旦进入国际互联网，该信息就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得以传播，而且可以被人无休止地转载、复制。在网上宣扬、公开他人隐私；黑客篡改、监看他人的电子邮件，以及网络银行账户、密码；垃圾邮件的泛滥；专门非法获取、利用他人隐私的网络窥探业务；商家通过消费者网上购物，在消费者不知情的情况下获得关于其购物习惯、消费喜好、经济状况等信息，再经过专门的数据库进行加工整理，从而得到有价值的商业资料……
网络的原始意义主要在于实现信息资源的共享，网络世界的虚拟性又打破了个人隐私的时间和空间界限，使对隐私权的侵犯更加易如反掌。根据国外一项调查，９０％的人担心个人身份在网上被他人冒用或盗用，２５％的人因此放弃了网上购物。人们在利用网络创造价值的同时，也敞开了个人隐私的大门。由于网络技术的复杂性，被侵权人如何获得被侵权证据缺乏相应的技术手段和取证能力。
对于网络上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国家信息产业部政策法规司副研究员李长喜博士分析认为，中国目前在信息网络领域中，行政监管和法律责任的追究仅限于个人信息遭到不当泄露以及个人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到侵害，而在个人信息的获取、收集、持有、使用、营销等环节都还没有相应的管理保护机制。同时，根据中国现行法律规定，个人信息受到侵害后，责任主体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限于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法律对于侵权人如何补偿受害者并未做出相应的规定。在目前通过信息网络收集大量个人信息并非法用于商业用途的案例逐渐增多的情况下，建立一套完善的民事补偿机制，针对网络违法犯罪特点更好地保护个人信息具有重要意义。
“请别打我电话”
通过立法尽快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是刻不容缓。
李泽旭（记者）
据不完全统计，世界上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律的国家或地区已经超过５０个。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起草负责人周汉华认为，随着我国社会的不断发展，无论是各政府部门及被授权或者受委托行使一定行政职能的组织，还是各种非政府部门，在进行活动时，往往都会收集、保存大量的个人信息。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批量处理和传递个人信息已经越来越容易。个人信息遭到不当收集、恶意使用、篡改以至扰乱公民个人安宁生活进而危及其生命、财产安全的隐患也就会随着出现。另外，如果人们普遍对个人信息没有安全感，必然会本能地拒绝任何信息处理或者提供虚假的信息，由此制约信息的自由流动，加大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因此，对于我国而言，通过立法尽快建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已是刻不容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立法现状
据了解，到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相关法律条例可以用来规范对个人信息数据的管理与利用。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３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首次审议的民法草案中已有明确界定，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都属隐私范畴。但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对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还没有一项专门的法律，对名誉权、肖像权等隐私权的保护也只是散落在民法当中，而对于网络上和数据库中的个人隐私信息的保护更是从未涉及。２００３年年初，国务院信息办委托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个人数据保护法研究课题组承担了《个人数据保护法》比较研究课题及草拟一份专家建议稿，周汉华担任课题组负责人，经过两年工作分别形成了中期与最终研究报告，拿出了《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
而我国香港特区和台湾地区早已有先行的相关法案出台，香港地区于１９９６年１２月２０日施行了《个人资料私隐条例》，台湾地区在１９９５年８月通过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实施细则，１９９６年又公布了《电脑处理个人资料保护法之个人资料类别》，对个人资料的保护提出了详细的保护措施。
周汉华认为，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通过各种可以识别出个人或者同相关信息结合而可识别出个人的信息，便可以勾画出一个人的全貌或者把握其某一方面的特征。现实中，个别政府部门超出职权范围、一些非政府部门超出其业务目的收集利用个人信息的现象随处可见。比如，一些学校以防范考试作弊、加强校内管理为名，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备，以至于学生的一举一动尽在其监控之内。个别地方在制作各种形式的社保卡或其他电子卡时，收集的个人信息多达１００多项，存在严重的滥用危险。而且，由于对个人信息的保存、转让缺乏有效的规范，个人信息被随意篡改、滥用以及被非法转卖牟利的现象时有发生。比如，房地产开发商或其职员非法转卖购房者相关个人信息的现象十分常见，而近来又发现了专门出卖他人电子邮箱地址的行为。在另外一些场合，由于缺乏法律依据，使如何划定个人隐私权与其他社会利益的界限变得非常困难，存在各种争议。例如，一些城市安装监控摄像头，建立全面的“社会防控体系”。消息在市民中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另外，有关部门力争推动的“手机卡销售实名登记”制度，也引起广大用户的争议。支持者认为可以加强对手机短信的控制和打击犯罪，反对者认为会侵犯个人隐私，提升交易成本。
同时，由于个人对于有关组织所收集、保存的本人信息无权查阅，以至于对于自己的哪些信息为他人所掌握、该信息是否与事实相符等往往无从把握，现实中有关组织基于有误的个人信息而对本人做出各种决定的现象并不鲜见。当人们体味着信息化给生活带来的种种便利的同时，又不得不面对个人生活空间逐步缩小的现实。因此，随着信息化社会中大量个人信息被收集利用，必须尽快确立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
目前，国际上最成功、最受欢迎的隐私法中的一部是美国《请勿打我电话法》（Ｄｏ－Ｎｏｔ－Ｃａｌｌ ｌａｗ）。前提很简单，不想接到电话推销电话的消费者在联邦贸易委员会登记其电话号码。联邦贸易委员会保持这些电话号码的记录，并对消费者和商家就其权利和遵守义务给予指导。在这部法律制定时，在美国电话推销是一个庞大的行业，它使消费者对于不想接的电话产生了强烈的不满。在这个制度运行的头四天就有１０００万个电话被登记。到２００５年９月，１亿多个电话号码被登记。一项调查发现，已登记的９２％的消费者收到了更少的电话推销，２５％的人说他们根本就没收到电话推销。
立法风险
没有全球的数据交换，就没有全球的商业流畅。这已经被实践所验证。数据流动会促进商业的发展，而潜在的数据流通阻塞对全球商业都是一个巨大的风险。考虑到这一风险，任何国家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上都必须小心翼翼。
周汉华分析认为，个人信息保护法一方面需要保护个人权利，另一方面，又不能阻碍正常的信息流动，加大市场主体的交易成本，阻碍社会的进步。尤其在信息时代，信息作为战略性资源，其自由流动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如果对个人信息的保护走入极端，势必使每一个人都成为一座座“信息孤岛”，全社会成为一盘散沙。因此，如何协调好个人信息保护与促进信息自由流动的关系，可以说是各国立法当中最为重视的一对核心价值。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也就决定了诸如是否立法、如何立法、法律的规制程度这样的问题。在这一对价值中，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足取的。
在国际社会，个人信息保护法均突出强调了协调好两者关系的极端重要性。例如，欧洲理事会协定在导言部分明确提出：“考虑到遭受自动处理之个人数据越来越多地跨国流动，由此应当扩大对大众权利及其基本自由的保护，尤其是对隐私权的尊重；同时重申成员国无论国界而保证信息自由流通之承诺；承认必须在遵守隐私的基本价值和尊重信息在国家间自由流动两者之间达至平衡。”经合组织指南在导言部分规定：“在隐私和个人自由的保护方面，在协调诸如隐私和信息的自由流动这些基本的但却冲突的价值方面，成员国有着共同的利益；成员国应该努力消除或避免以隐私保护的名义为个人数据的跨疆界流动制造障碍。”欧盟在说明制定共同的数据保护指令的原因时指出：“为了消除个人数据流动中的障碍，各成员国对个人数据处理中个人的权利和自由的保护措施必须相同；各成员国对于个人权利和自由特别是隐私权，在个人数据处理过程中不同程度的保护措施可能会阻止这些数据在成员国之间的传送；这些差异因此可能对许多欧共体的经济活动形成障碍、扭曲竞争并阻止各国政府履行欧共体法律所规定的责任。”同时，欧盟指令第１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应对个人数据处理中自然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特别是他们的隐私权予以保护。各成员国不应限制或禁止出于与第１款所提供的保护有关的原因，而在各成员国之间所进行的个人数据的自由流动。”为协调这一对价值，域外立法在制度设计上可谓煞费苦心。各种不同的选择主要体现在保护的模式、法律原则的范围与具体的制度设计等方面。
周汉华认为，在我国，部门之间信息封锁、缺少信息共享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对个人信息的充分保护。因此，通过立法建立完善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肯定能够大大促进信息共享与自由流动。
政府角色
在国际舞台上，个人信息保护不仅是一个基本人权问题，也极有可能成为某种新的贸易壁垒。实际上，这种趋势已经非常明显并且会进一步加速。在人权层面上，一旦我国批准公民与政治权利公约，对个人信息保护的国际压力会越来越大。在国际贸易层面上，随着新加入欧盟的国家逐步达到欧盟指令的要求，欧盟以及其他国家完全有可能根据对第三国个人信息保护水平的判断，对个人信息的跨国流动做出单方面的限制，进而影响到整个国际贸易的正常进行。尽管美国在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上与欧盟有不同的看法，并且，美国正尽量利用其影响力在诸如经合组织、ＡＰＥＣ等框架内推行其理念，但是，最终效果现在尚难预料。无论如何，一个个人信息保护法制不健全的国家肯定会在国际人权与国际贸易两方面腹背受敌，受到其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打压。
对此，上海市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沈建华感触良多。
沈建华说，试想如果我们有一个贪官逃出去了，或者需要追捕一个贩毒集团，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规定和标准，其他国家就可以依据本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律拒绝提供相关的个人信息，进而会阻碍国际间打黑、反恐、打击腐败等合作。另外，由于我们没有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公民从自身安全考虑，完全可以在政府需要其提供相关个人信息的时候拒绝提供，而政府的运作又需要对个人信息收集和利用，因此会对政府的运作制造不必要的障碍。
对于人们一谈及个人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立法问题则剑指商家的现象，沈建华认为，这是低层次的，只是个人信息保护的一方面，而且是外围的方面，核心应该是公共管理部门。为此，沈建华在２００７年１月召开的上海市政协十届五次会议上专门提交了《重视公共事务管理中个人数据保护》提案。他在提案中指出，目前立法机构和政府管理部门人士以及大众媒体提到个人数据（或个人信息）保护，一般都只是针对商业活动中与计算机网络相关的商业和信息交流中的个人数据保护问题，其实这只一个大问题中的一个小部分，而且还不是具有核心重要性的一个部分，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法规和制度建设规范主要针对的是公共管理领域中对于个人数据的采集，处理，储存，传布（包括内传和外传）以及使用各个环境的行政行为的规范，同时规定公民自然人和法人的相关权利（包括自然人和法人为保障具体的权利。权益保障可以采取的措施）以及与之相平衡的义务问题。
沈建华分析，随着各级政府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信息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许多运作对于个人数据的依赖已经达到了空前的程度，如何能使这些花费巨额成本收集的个人数据发挥出最大的社会效应，已经成为当前各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热衷探讨的课题。然而同时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往往被忽视了，就是如何在收集、加工、使用这些个人数据的过程中，保护数据提供者个人隐私不受侵害。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的个人信息数据作进一步开发利用是必然的趋势，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必须同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加以重视。如何在这二者之间寻求适当的平衡点。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对个人数据运用所产生的影响与结果不仅关系到老百姓方方面面的利益，同时也关系到老百姓个人隐私的保护。个人数据的有效利用确实为政府部门的管理、社会事业的发展起到了相当积极的作用，与此同时，由于对个人数据保护的缺乏重视，由此也引发了诸多棘手的法律问题。在收集、加工、使用这些个人数据的过程中保护数据提供者个人隐私不受侵害也必须予以适当重视。
当前，公共事务管理机构在个人数据收集方面缺乏有力的法律依据。目前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管理条例》（１９５８年）赋予了公安机关在办理户口登记业务时收集个人数据的行政职权，１９５８年由全国人大通过的这个条例仅只有相当笼统的二十六条，内容上对收集个人数据的具体方式、种类等则完全没有提及。要完全严格地依照此项条例来规范如今的户口登记管理操作已不具可能。当前对个人数据收集的一般做法是，公共管理机构根据自己的业务工作需要，以现行的政策和惯例来具体操办那些涉及到个人数据收集的业务。社会的发展、法制建设的逐步健全，公民的权利意识正不断增强，原本认为理所应当向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提供的个人数据如今也涉及到了隐私权的问题，公民意识到自己的权利有可能受到侵害，便产生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知情权与公民隐私权之间的矛盾。同时，个人数据一旦被公共事务管理机构所收集和利用，其性质即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带有了公共事务管理机构职权所赋予的权威性色彩。个人数据将不仅表明相对人的某方面特征，而且反过来影响其权益。由于公共管理部门所收集的个人数据未能及时更新或个人数据出现差错，在政策适用等方面影响到相对人利益的纠纷时有发生。
沈建华建议，相关法规应对进行个人数据处理所应遵守的一系列基本原则进行认定，规定资料当事人所享有的权利保障范围，保障数据处理的安全性及保密性制度，应充分体现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经验和社会发展现实，在资料当事人的各种权利和数据处理实体的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之间，寻求适当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保障资料当事人权利的前提下，兼顾资料的正当合理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