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一个偶然的原因就可能产生关联效应，从而酿成一起突发事件。全球化的时代也是媒介化的时代，媒体成了世界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媒体舆论成了国家的一种软力量。然而，媒体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并非是对客观事物的直接复制，而是媒体工作者主观对客观的认识和反映。如果媒体的报道偏离了事物本质，就很容易形成“假事件”，从而夸大突发事件的负面效应。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要熟悉媒体的传播规律和运作流程，积极主动地把握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导向，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突发性事件的主要类型
突发性事件是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突然发生的，并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演化成社会关注的焦点性和热点性问题的事件。突发性事件是客观事物运动失序所产生的剧烈变动，因此，它和事物的常态相比，具有更多的偶然性、破坏性和继发性等特征，经常会造成重大的人员伤亡、财产损失、生态环境破坏和严重的社会危机。突发性事件有很多种产生和爆发机制，但是如果我们仅从突发性事件产生的原因出发，可以简单地将其分为自然主导型突发事件、社会主导型突发事件和自然社会型突发事件。
1、自然主导型突发事件
自然主导型突发事件主要是由自然环境的变化所导致的突发性事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天灾”。自然主导型事件，往往没有直接的人为责任，如地震海啸、干旱水涝、地质灾害等等。自然主导型突发事件，人类自古以来就难以避免，今后仍然是无法消除。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的活动加大了事物的关联性，从而放大了自然主导型突发事件的破坏力。
２、社会主导型突发事件
社会主导型突发事件，是在社会发展中由于人为的原因，造成事物发展失序，从而发生的突发性事件。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人祸”。如果再从细致的原因考察，我们可以把社会型突发事件分为社会生产型、社会交往型和恶意破坏型三种。社会生产型是因为社会生产程序出现问题而发生的突发性事件。安全事故、交通事故、食物中毒、瓦斯爆炸、毒气泄露等等就属于社会生产型。如2005年11月13日，吉林市石化公司的双苯厂胺苯车间发生爆炸，成百吨苯流入松花江，引起下游沿岸的哈尔滨、佳木斯，以及俄罗斯的哈巴罗夫斯克等城市面临严重的生态危机。①社会交往型突发事件是因为社会成员之间的交往失序而产生的突发性事件，其中以群体对抗性突发事件为主。而恶意破坏型则是指一些社会成员，因为种种社会原因，而采取的报复社会的行为。如刑事案件、绑架劫持、恐怖袭击等等。
３、自然社会型突发事件
自然社会型突发事件，原本属于自然型突发事件，在事件发生后，因为人们忽视了事件的发展，或在处理过程中措施不当，结果导致突发性事件进一步发展，从而使突发事件具有了很多的社会属性。如始发于2002年11月的非典，因为少数人处理不当，结果在2003年春天波及到了24个省、266个县市，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从而使一起公共卫生事件演变成了全国性的公共安全事件。
二、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的社会效应
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的作为，是其内在规律和外在动因的必然结果。传媒是现代社会分离出来的一个行业，是人类交往和联系的重要纽带，也是舆论引导的重要工具。从一个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和规律来看，报道突发事件是媒体的核心工作和社会职责。突发性事件涉及到民众的生活和社会稳定，具有较强的社会敏感性和关注度，因此具有很高的新闻价值。同时，媒体通过议程设置能够发挥凝聚功能、激励功能、消解功能和警醒功能，也能帮助政府建构、制造和引导公共舆论。
１、绘制社会地图
人们走进一个陌生的城市，需要有一张准确的地图来把握自己前进的方向。其实，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同样需要一张“社会地图”，来把握社会环境，确立自己的位置，从而为自己寻找到一个最佳的发展道路。人们每天需要接触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在人脑中汇聚，最终形成了人们对世界的“像”，即“社会地图”。而媒体是人类收集信息，绘制社会地图的重要工具。
突发性事件往往具有严重的破坏性后果，它快速地改变了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给人们的心理带来极大的冲击和震撼。面对社会环境剧烈的、反常的变动，公众需要快速地重新把握社会环境。因此，媒体在这个时候，需要把最新的变动告诉给公众，这样，公众所形成的“社会地图”才会准确，公众才不会对生存的环境产生困惑或畏惧。在突发性事件发生后，无论从媒体的职业本能，还是从媒体的社会责任看，媒体都必须要在第一时间赶到新闻现场，给公众一个准确而深入的报道。
２、设置事件议程
西方传播学者在研究传播效果的时候，经历了几个过程。在早期传播效果的研究中，“皮下注射理论”和“枪弹论”非常流行，这种效果理论认为，新闻传播能够很大程度上改变人们对事件的看法。而在此之后，学者们发现媒体在改变人的观点方面，似乎并没有什么强大的功能。但是媒体却具有很强的“议程设置”功能，媒体虽然不能改变人们的观点，却能够影响公众对事件重要性的排序，即媒体的报道虽然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却可以决定他们想什么。现代媒体的影响力更多的表现为议程设置功能，只有媒体优先报道的内容，才能成为公众心目中的大事。
在突发性事件中，媒体不可能面面俱到，媒体只会根据自己的理解来选择事物或角度进行报道，而媒体选择的角度往往就是公众思考的方向，这就是议程设置。比如，西方媒体和中国媒体对突发性事件的报道往往并不相同，西方侧重于灾难现场的报道，我们的媒体往往侧重于救灾情况的报道。
３、制造媒介事件
任何媒体在报道突发事件时都不可能做到面面俱到，它们总会从某一方面，某一视角去报道，媒体的报道永远不可能等于事件本身。媒体在采访、制作和播出等环节的素材选择，决定了媒介传播的“事件”与客观存在的“事件”具有很大的差别，而媒介传播的事件就是所谓的“媒介事件”。现代传媒竞争激烈，媒体更加注重传播内容的轰动效应，更多地依据传播效果来制造“媒介事件”。有位西方传播学者认为，游行的成功与否，并不在于参加人数的多少，而取决于记者是否感兴趣。“50位机灵的游行者在电视上成功露面5分钟，其政治效果不亚于一场50万人的大游行。”因此，在突发性事件中，如果不注重对媒体的引导，媒体很可能按照商业逻辑制造“准事件”，甚至是“假事件”。
事实具有客观性，但表述出来却是主观的。“媒介事件”是由记者认识世界的局限和媒体自身规律的局限造成的，它是传播者的主观动机和传播载体的物质限制的统一。当人们无法接触到真实事件时，媒介事件对公众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在突发性事件中，媒体带着少有的激情跟踪报道，各家媒体根据自身的受众定位，加工现实事件，在公众心目中形成一个印象深刻的“媒介事件”。
４、形成二度伤害
突发事件本身就给社会带来一定程度的伤害，如果媒体报道偏离客观事实，可能会在更大程度和范围内引起公众的畏惧和恐慌，从而使公众丧失战胜危机的信心，形成二度伤害。目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社会的快速发展使突发事件明显增多。据2006年11月27日新华网报道，在11月26日举行的“中国首届城市应急联动系统建设高层论坛”透露，我国每年因自然灾害、事故灾害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公共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逾百万，经济损失高达6500亿元，占中国GDP的6%。因此，在突发性事件中，如果信息传播违背真实客观的原则，就可能给党和政府的工作带来更多的麻烦，影响政府部门对突发性事件的处理。
三、媒体在突发性事件中的预警作用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具有较好的预警作用。天灾人祸是任何国家和地区都难以避免的，因此，政府部门及其领导干部必须要有正确的态度，善于通过媒体报道达到危机预警的作用。居安思危，才能避免灾难，政府部门必须要有危机常态化的思想，接受公共舆论的监督，始终保持对危机的警惕。
１、媒体舆论是社会和谐的指标
民主政治是和谐社会的基础，他为社会上不同利益群体提供了一个整合、妥协、平衡的制度架构。而媒体舆论是民主政治的重要前提，也是和谐社会的主要指标。媒体舆论开放，可以使公众直接或间接地对公共权力实施监督和控制，从而保证公共权力真正为公众所用，促进和谐社会的实现。
目前，我国正在加紧建设和谐社会，媒体舆论可以描述社会环境，提示事物的运动变化，起到社会预警的作用。由于媒体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因此，各级政府应该转变施政理念，给媒体一定的宽容与自由，提高媒体的公信力。如果政府给媒体过多设限，将会人为地在公众与政府之间制造隔阂，导致政府与公众的相互不信任。当政府和媒体之间缺少信任机制时，一旦突发事件发生，公众不满情绪就会激化社会矛盾，并将政府推到危机漩涡的中心。
２、灾害预警是政府行政的雷达
将军总是走在士兵的前面，有智慧的政府官员也必须要走在突发性事件的前面。政府在日常行政中，应该建立一套完整的应付突发性事件的机制，这样才能临危不乱。媒体是社会的雷达，它始终跟踪发布世界的最新变化。事物的变化是个渐变的过程，只要给媒体足够的自由采集和发布信息的权力，很多突发性事件的最初信息是能够被媒体发掘出来的。有学者提出过“低力度纵火”的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当社会矛盾还没有激化时，媒体的报道好像放了一把火，它激起公众的警觉，在形势没有激化之前就将火扑灭。因此，政府官员应该增强忧患意识，利用媒体建立舆情跟踪系统，及时识别、评估、防范和化解突发性事件。
３、媒体情感是解决危机的资本
政府官员要想利用好媒体，必须要在媒体与政府、公众与政府之间保持良好的信任关系。媒体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可以使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积极地配合政府的工作。而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任，则可以帮助政府尽快地摆脱危机。政府和公众之间的信任，是通过媒体实现的，而政府和领导的形象是中间的桥梁。政府和领导干部良好的媒介形象，是政府的一笔宝贵财富，它能提升政府的号召力，增加政府的软实力。
在西方社会，由于新公民社会的崛起，政府越来越和媒体建立起一种双赢的关系。政府官员自觉地利用媒体把自己打扮成亲民的官员，拉进与公众的距离，塑造良好的公众形象。在媒介化时代，政治家的形象不可能是完美的，那些稍有缺陷的形象，往往使政治家的人格更加立体。经过美国政府传播顾问们的策划，以及美国媒体的报道，美国各届总统几乎都给公众一个清晰的形象。如卡特的农场主形象、尼克松的推销员形象、里根的演员魅力、布什的牛仔风格等等。而克林顿给人的印象则是“才子+流氓”型的总统，按照中国传统道德标准，克林顿像个小流氓。然而克林顿在性丑闻案中，吞吞吐吐、躲躲闪闪、欲言又止的常人心态，却勾起了大众强烈的同情，最终帮助他稳住了总统的位置。因此，李普曼认为“美国的政治家们最关心的是搞清楚如何使政府表达出共同意志，或者如何防止共同意志颠覆他们认为能使政府得以存在的目标。”②这个“共同意志”就是民意，他是政治家安身立命的基础。
而我们的少数官员，有的自认为高人一等，官服笔挺、耀武扬威、动辄骂人，缺少起码的人性光泽，让人敬而远之；有的虽谨慎做人，勤奋做官，但是在生活中却把自己包裹的过于严实，在公众中缺乏足够的号召力。由于官员的不同心态，因此他们的工作态度也不一样，有的把做官仅仅当作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在突发事件发生时，赤裸裸地控制和打压媒体，对生命麻木不仁，在处理危机时难以产生足够的灵感和智慧。而有的官员则深得官场之道，平平安安占位子，忙忙碌碌装样子，疲疲塌塌混日子，出了问题只好捂盖子。
随着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领导干部们逐渐意识到媒体形象的重要性，越来越多的部门和领导愿意和媒体打交道。在和媒体接触时，很多领导人自觉地脱下官袍，理性而认真地面对公众。当他们接受媒体采访时，空话、行话、套话、假话少了，而真话、实话，短话、记者和公众能够听得懂的话多了。如温家宝总理在各种场合，都自觉地保持“自信、从容、亲民”的心态，从而赢得了公共舆论的赞誉。温总理在2007年4月访问日本的“融冰之旅”中，清晨到公园晨跑，与日本民众一道练太极拳；12日上午，当总理在日本国会演讲结束后，打电话给自己近90岁的老母亲，问母亲自己演讲的怎么样。母亲称赞总理，“孩子，你讲的很好!”。当这些鲜活的新闻被媒体发布后，国际舆论给予了积极的正面评价。如果我们的官员都能像总理那样，能够积极地面对媒体，那么在突发性事件中，他们就能够利用媒体资源，号召公众共同对付危机。
４、政务公开是现代行政的方向
在媒介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公民有了参政议政的需要，他们认为自己有能力参与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西方学者也提出，政府是老虎，它必须被关在笼子里，才会为公众服务，而这个笼子就是公共舆论。公众权力意识的觉醒要求政府必须要尊重公众的知情权，打破政府对公共事务的垄断，自觉公开政务信息，接受社会监督。在突发性事件中，政务公开可以让媒体及时得到政府的权威信息，也能够敦促政府及时调整政策的失误和不足，使公众对政府增加信心。
政务公开是政治文明的一大进步，是政府执政的自我革命。过去，政府往往借口经济安全、社会稳定，全面控制媒体，忽视公众的知情权。政务公开则改变了公共决策的方式，把公共权力从暗箱中拿到了阳光下，避免了公共信息被政府内部人控制。政府在公共决策的过程中，越来越认同人权，强调入文关怀，自觉地接受公众质询。网络是民间利益表达的重要渠道，它催生了民意决策时代的来临。今天，网络在民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因此，政府逐渐意识到电子政务的重要性，纷纷办起了各类政府网站。政府在推行电子政务时，应该抓住公众心理，及时公布政务信息，不能让宝贵的网络资源打瞌睡。
注释：
１、陈力丹、陈俊妮：《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中信息流障碍分析》，载《新闻界》２００５年第六期，１９页。
２、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７３页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