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信息化，是这些年来政府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应该是一个“能够与公民一起协作生产的、开放的政府”。如陕西省咸阳市政府最近拆除了政府机关大院的围墙，撤销了门卫和传达室，允许百姓自由出入市政府大楼办事和上厕所，据说意在打造开放式政府、实行政务公开，以此消除百姓和政府之间的心灵屏障。笔者表示赞同。

　　当然，比政府拆除围墙、打开大门更重要的是，政府更应该打开“政府信息”的大门，尽可能地消除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信息藩篱。而竖在公众与政府之间的这道“无形胜有形”的围墙，与国家保密制度的滞后和政府信息公开法的不完善有直接关系。在我国，现行的保密法制定于1988年，周汉华教授认为，这部保密法在诸如定密、解密、泄密处罚、救济机制等一些重要的制度设置上已远远落后于实际发展的需要。“该保密的保不住，不该保密的却捂得严严实实。”

　　媒体报道过一个近乎荒唐的事实，某部门去年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即“一号文件”)首页上端印着“秘密”两个黑体字。这个层层下达，处处宣讲，要求人人学习的文件，竟然是一个“公开”的秘密。有记者还发现，许多在大众媒体上频频露面的国家领导人的“讲话”、“意见”，按照保密法的规定，都是“秘密”，不经意间，我们都有可能违法。

　　秘密文件过多过滥，不仅增加了保密成本，也使国家保密制度的权威流失，更重要的是，阻碍了政府走向信息公开的道路。还有另一种现象，凡是出自党政机关的东西，往往一律“加密”了之，因为知道的人越少，出问题的几率就越小。有时我想，其实一部保密法，与一部信息公开法的本质并无两样。保密法首先要界定的，不是哪些东西应该保密，而是哪些东西应该公开。因此，通过修改保密法来保证人民的知情权，应是一个不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