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信部改革方案烟草局国防科工委独立办公
来源:华夏时报 更新时间:2009-05-28

 

  本报记者 杨仕省 北京报道

  6月25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三定”方案获批,6月29日低调挂牌,7月2日部长李毅中详解“三定”方案。工信部由此成为首个公布“三定”方案的部委,在此轮“大部制”改革中,新组建的五大部委均挂牌运转。

  “通过两个多月的紧张筹备,而今其职能已经到位,但关键要落到司局。”7月3日,原信产部一位老员工说,这将成为其下一步工作的关键。这与李毅中对“三定”方案的置评一致,“工信部的组建,全社会十分关注,运作状况关系着大部制改革的成败”。

  上半年,无论是整治垃圾短信,还是处理“响一声”电话,工信部均获得业界相当高的评价。作为大部制改革中动作最大的一块,工信部最新进展又如何呢?

  24司局开始履职

  6月29日10时,工信部低调挂牌,10年信产部悄然谢幕。

  原信产部门前的武警回忆说,当时部长李毅中和其他副部长均未到场。“整个挂牌仪式20分钟搞定。”这位武警说,原信产部有两个办公地点,除西单的办公地点外,电子口的一些司局在西边的万寿路办公。

  “目前工信部仍然在两边办公。”7月3日,工信部新闻处有关负责人解释说,新闻处整合未完,过几天再联系。当日,国家发改委产业政策司一官员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说,“划入工信部,但还在发改委大楼内办公”。

  而工信部“三定”方案称,总编制731名,设司局24个。其中,综合司局10个,专业司局5个,军民结合推进司1个,信息产业司局8个。

  与过去按行业设置不同,在专业司局中将相关工业行业分原材料工业、装备工业和消费品工业三大类,组建3个司。“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管理的事项管理好。”李毅中称这是工信部的亮点。

  7月3日下午,原信产部知情人士说,之前主管手机、电子设备等方面的电子产品司一分为二:部分参与组建消费品工业司,部分参与组建软件服务业司。

  烟草局仍独立办公

  在提及确定各司局职责时,李毅中说,各司局要从紧落实编制,尽快启动处室设置方案。工信部的职能到位,其关键要落到司局,并逐一展开制定细则。

  “我部是由几个方面组合成的新部委,大家各有不同经历,也各有长短。”李毅中说,人员调整7月底完成,推动后勤体制改革,实现人财物统一管理。

  据悉,原信产部人员约400人,上报方案为800多人,主要是加上了发改委划过来的3个司局以及国防科工委的人员。而人员安排是历次机构改革的难点,此次工信部会不会涉及大量人员裁减?

  按照方案,工信部机关职能部门编制599名,包括原信息产业部多数人员,国家发改委、国防科工局各自有100余人并入;加上离退休工作人员等,部机关总的行政编制为731名。但李毅中称编制偏紧。

  此外,对部级和司局级领导职数,“三定”方案也做了明确规定。“有人提前退休,有人离岗,这也是可以想到的。”设多少局长、多少处长,也将随后出台。

  7月3日,记者从国家烟草专卖局人劳司获悉,转归工信部管理的国家烟草专卖局独立办公,不列入工信部机关人员编制。“原则上是划到工信部了,但我们还在三里河办公。”国家烟草专卖局汪为民处长证实,“迟早是要动的,但至今还未接到有关变动的通知。”

  根据工信部公布的消息,工信部的领导层为10人。其排序为李毅中、奚国华、苗圩、陈求发、娄勤俭、欧新黔、杨学山、郭炎炎、姜成康、陈小筑。上述名单中,除部长李毅中外,前6名为副部长,最后3人为党组成员。

  而国家烟草专卖局局长姜成康位列其中,据其排序可知,他兼任工信部党组成员。此举,为烟草改革埋下了伏笔。与国家烟草专卖局一样,原国防科工委改制后的国防科工局也是独立办公。

  尊重地方改革

  事实上,工信部是由几个方面职能整合而成的新部委,在省里的相关部门较多。“地方政府可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合理设置。”李毅中称,工信部完全支持地方政府机构的深化改革。

  按照中央确定的原则,机构不要求上下完全一致。比如,原信产部在31个省区市设置的通信管理局划给工信部,实行垂直管理。

  有消息说,地方行政编制500名。“从职能上看,只增不减是原则。”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郑新立如是说,原信息部的既有职能不会被削减。原信息产业部组建于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由原邮电部等机构重组而来,负责电信市场、企业运营等方面的职能。

  在新组建的部门中,人事上会有相应的调整,比如说有些部委是合并的,有些部委是职能调整的,人员要随着部门职能的转变进行调整。

  “总的原则是编制不会增加,也不会像前几次机构改革一样大规模地减少编制和人员,只是根据实际做相应调整。”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的观点与郑新立不谋而合。

  与国外大部制改革一样,中国的大部制改革,也不可能一步到位。“这次改革,有的部门只迈出了半步,有些部门还基本未动。”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坦言,能否降低协调成本,是判断大部制成功与否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