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

　　投资者报（专栏吴敬琏）经过3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经济取得了史无前例的持续的高速增长，这在世界范围内是很罕见的。

　　小一点的国家有过这种增长，但中国这么一个多人口的大国，能够保持30年平均9.5%以上的增长率，令世界震惊。我们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我们也遇到了许多严峻的挑战。

　　高增长背后的两个失衡

　　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存在两个失衡：一个是内部失衡，最突出的表现是投资过度与消费不足。我国GDP结构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投资的比重过大，而且还在不断提高。相对来说，消费的比重就过低。世界上其他国家投资占GDP的比重大致在20%左右，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会高一些，发达国家低一些。

　　像美国这样国家的GDP，是靠大量借外国的钱来消费及投资的，自己的投资占自己生产出来财富的比重只有20%。印度大概是21%、22%的水平。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这部分过高，比如大跃进期间，投资的比重大概占GDP的31%、32%。日本在上世纪5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投资占GDP的比重从来没有超过40%。

　　有一个统计数字，中国2006年GDP中投资比重已经超过一半，占51%、52%。反过来是消费不足，消费占的比重太低，特别是个人消费比重。这样会造成一系列的问题，比如企业经营上的困难，群众生活水平提高太慢等。

　　另外一个是外部失衡，最主要的表现是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双顺差，出口增加很快，进口增加比较慢，贸易顺差很大。这使得外汇储备大量增加，资本账户上出现大量盈余，结果造成我们跟贸易对象国的摩擦加剧，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增大。因为，本国货币的汇率是由供求决定的，供不应求价格就会上涨，供过于求价格就会下跌。中国现在有13000亿元的国家外汇储备，如果加上老百姓手里的，就更多了。这种情况下，人民币的需求就增加，升值的压力就会变得非常大。

　　微观经济中的两个问题

　　这两个失衡在微观经济上的表现导致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类和自然的关系不和谐了。

　　因为，大量的投资增加了产能，提高了增长的速度，大量地耗费了自然资源，造成对于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而中国又是一个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国家。这种情况下，资源的短缺就成为突出问题。

　　中国的地理位置是一面向海，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大量耗用资源的高速度增长使我们的生态环境变得非常恶劣，比如大气污染。世界上，大气污染严重的城市绝大部分都在中国。

　　再比如水资源，整个华北地区水资源短缺，主要要靠饮料水供应，而这些年来，又大量发展了耗水工业。河北一个省炼钢能力发展到8800万吨，可想耗水程度。水不够，就抽取深层地下水。在一部分地区，地下水据说是分两层的，浅层地下水可以通过降雨回补，深层地下水是千万年、亿万年形成的，所以，可以采用浅层地下水，而不能采用深层地下水。但是，由于华北地区常年供水不足，从而过度地抽取深层地下水，致使深层地下水打了以后不能恢复，弄不好整个地区就成为漏斗塌陷了。生态资源条件已经变得很恶劣，已经影响到经济的增长。

　　第二，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有些正在下降。

　　因为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失调，消费的比重过低，就造成了低收入阶层的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甚至有些正在下降。加上改革没有到位，造成的一些行政垄断，使得贫富差距拉大。

　　上世纪90年代初，清华大学的李强教授和他的课题组发现，我国的贫富差别超过了公认的警戒线，而后，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赵人伟和李实的调查，也得出了和李强等人相同的结论。

　　通常，研究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收入差别有两个指标，而更多用的是经济系数这个指标，经济系数的范围是大于0小于1。在平均主义的情况下，经济系数大概是0.20。一般的西方国家也好，发展中国家也好，二战后经济系数一般在0.35。人们公认这是一个经验数字。收入差距到了0.40以上，人们的心理就会引起不好的反应，就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李强教授和赵人伟教授在90年代初的计算，就证明我国经济系数已经超过了0.40。这个数字发表后，学界曾有过一些讨论，但没有引起政府的重视。大概1999年，国家统计局才计算出全国的GDP，以前没有计算。他们计算的数比几位学者计算的低得多。从那个时候到现在10年，经济系数继续增长，大概在0.50甚至更高一点，这是全世界最高的水平。

　　当然，这里面有一些计算上的问题。比如农村，按照户籍人口算就会低估农村的收入，城市也按照户籍人口算就会高估了城市的收入。尽管有一些计算上的问题，但是总的状况应该说，收入差距太大。

　　流动性过剩问题

　　我们研究宏观经济问题的时候，最重要的指标是分析总供给和总需求。总供给是一年生产出多少财富，总需求是有购买能力的需求。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对比就决定了宏观经济的态势，如果总供给超过了总需求就是紧缩状态，也就是通货紧缩，物价会往下降。如果总需求大大超过了总供给，大量的货币购买力追逐少量的商品，那么物价就会上涨。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上涨就叫做通货膨胀，物价总水平的持续下降就叫做通货紧缩。

　　内外失衡在宏观上的主要表现，就是流动性过剩。

　　所谓流动性过剩，就是货币太多，货币购买力太大。流动性就是变现性，是马上可以拿来买东西的货币。不是所有的货币都能够马上买东西的，比如银行存款，要取出来才能买东西。

需求结构有问题

　　内部失衡产生的根源是中国的增长模式有缺陷。

　　21世纪后，各个地方都大搞两项工程，一个叫形象工程，各地大量拆迁，修楼堂馆所、大体育场、道路；另一个是政绩工程，着重于投资大的重化工业项目。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该增长模式不对，于是出现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现在经济没有过热，因为我们正进入一个重化工业化的时代，这个时代要靠大量的重化工业的投资项目来拉动经济增长。另一种认为，这一套观点是陈旧的，是从苏联来的，是斯大林所谓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而笔者认为，西方国家早期工业化时期采用的增长模式，已经被否定了，但是社会主义国家从苏联又把它继承下来。

　　本世纪初，各地、各省制定的规划、接受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是一个过时的工业化道路和增长模式。增长方式、发展方式、增长模式是一回事。

　　18世纪至19世纪后期，西方国家早期经济增长的主要内容是，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这就需要发展机器制造业和重化工业，而这些工业都是资本密集型的，所以整个经济的驱动因素是资本积累。该增长方式的理论代表是“哈罗德—多马的投资驱动增长模型”。这种增长方式，对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应该很熟悉，马克思做出“资本主义就要灭亡”的结论，正是从分析这种资本主义早期增长方式得出的。分析的中心环节叫“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就是说在总资本构成中，物资资本的比重不断提高，由此推论出无产阶级贫困化和资本主义必然灭亡。

　　19世纪后期，西方先行的工业化国家出现了一个很重要的变动——增长模式的变化。这种变化是从资本驱动变成靠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而不再靠资源和资本积累提高效率，这使早期经济增长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得到了缓解。

　　我们经常说“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三大动力是投资、出口和消费”。这句话的背景是市场经济是受需求约束的，需求由投资、出口和消费三个因素构成。如果需求限制了增长速度，就要看这三个因素能不能变化。但并非任何时候都是由需求造成的。

　　凯恩斯主义的问题就在这里，他认为经济危机就是因为需求不足，于是增加需求。但到了70年代出现了新问题，又滞又胀。一方面停滞，增长上不去，另一方面需求过大，造成物价上涨。所以，到了80年代后出现新自由主义。

　　中国现在总的情况不是需求不够，而是需求的结构有问题。为什么出现结构问题，为什么出现需求失衡？就是投资过度。消费不足靠出口来补，现在出口的需求变成拉动、保持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它又造成一系列的问题。

　　关于如何提高效率，“十一五”讲了四点：第一，强调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国家；第二，大力发展服务业。这也是从人家怎么转变增长方式学来的。按照传统的看法，到了工业化后期，超前发展的将是重工业，结果20世纪的情况不是这样，超前发展的是服务业。服务业的附加值高，又不需要太多的投资，所以“十一五”规划强调发展的是服务业。第三，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第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四条的目的都是要转变增长方式。

　　增长模式的缺陷

　　外部失衡的原因是增长模式的缺陷，针对这个缺陷“十一五”规定，提高出口的附加值。但从“十一五”的执行情况来看，跟原来的设想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十一五”规定有两个约束性指标，一个是排放，一个是单位GDP的能源消耗，可2006年两个约束性指标都没有执行，其他的要求执行得也不太好。

　　我去浙江的时候，领导同志说，他们原来想把服务业的比重提高5个百分点，但从2006年的执行情况和2007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不但没有提高反而降低了。本来中国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就低于一般中等收入的国家，甚至低于像印度这样的低收入国家。我们希望能够在“十一五”有一个比较大的提高。普查后，全国GDP中服务业的比重是40%，经过这两年降到低于40%。这里存在问题，如果增长方式不能转变，那前面讲的内外失衡问题不但不能修补，而且会加剧。

　　体制性障碍

　　我们10年没有转换过增长方式，所以“十一五”又提出来，认为主要的问题在于体制性障碍。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讲，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是靠市场自由竞争形成的价格配置资源。十二届三中全会里讲，市场经济中的价格是由竞争形成的，这个价格不但反映成本，而且反映供求。反映供求的价格就能使得资源流向最有效的地方。

　　首先，旧体制不是市场配置资源。各级政府掌握着配置资源的权力，两个很重要的资源都是由政府配置，一个是土地，另一个是资本。资本来源是贷款，虽然是银行贷的，但是银行改革没有到位，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是各级政府在决策。

　　其次，GDP的增长速度是各级党政领导衡量政绩的主要指标。

　　再次，各级政府的财政状况跟物质生产的状况直接挂钩。从收入来说，我们财政收入的一半是增值税，增值税是生产型增值税，直接跟物质生产挂钩；从支出来说，政府主要公共品的支出责任过度地在县和县以下，不管收入和支出都决定了各级政府要拼命地搞GDP，否则财政的日子就过不下去。

　　另外，行政定价占了很大比重，而且要素价格大部分是由行政规定的，而行政规定是沿袭着计划经济的传统，低价政策，这种定价扭曲了自然配置，而且鼓励高耗费。举一个例子，利息规定得太低就鼓励了投资。稍有一点通货膨胀，实际利率就变成负的，存款越存越少。

　　这是体制性障碍，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转变增长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