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 汪玉凯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汪玉凯
 
 
 
　　深圳是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本报记者 王小可 摄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深圳一直是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从经济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深圳速度”，到社会经济体制机制转型、变革的“深圳模式”，都曾经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诸多启示。而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不仅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旗帜，同时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行政体制改革要真正深入，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推进策略。也就是说，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民主法治和事业改革进行整体推进。过去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行政改革孤军深入，缺乏其他改革的配合，而没有干部选拔制度的配合，行政改革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因此，将行政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融为一体，提出具体的改革目标，并把具体目标转化为可操作性的程序，深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将对未来中国整体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产生良好的示范及导向作用。

深圳报业集团驻京记者 姜媛

  未来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将成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这表明，下一步改革的重心将逐步转向政府改革和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汪玉凯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回顾我国３０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展望下一步深化改革的战略布局，改革策略总体上已经悄然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行政改革不仅将成体制改革的新“引擎”，而且如金融、财税、国企、教育、医疗改革等其他领域改革的推进，最终也将取决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本身的推进程度。

  中国改革深入推进与政府自身改革

  “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经历了３０年的风雨历程，过去搞过５次，这次已经是第六次行政改革，可以说我们一直没有停止过行政改革，几乎每届政府都要进行一次。”汪玉凯认为，“过去的５次改革包括最近的行政体制改革的重点在于转变政府职能、政企分开、降低行政管理成本、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以前改革成果的累积，使得我国的政府管理体制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由计划经济向基本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过渡。但是，另一方面，政府改革越到后期，由于牵扯到更多的既得利益，难度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仅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也需要进行改革策略的创新。

  汪玉凯指出，未来中国改革的趋势，不是市场化改革要不要坚持的问题，而是必须坚定不移地继续进行；影响中国改革深入的难点不在经济领域，也不在社会领域，而是在政府自身的改革。“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中国未来改革发展，能不能实现这样的跨越，或者说如何实现这种跨越？换句话说，要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目前政府力量过于强势，市场力量相对薄弱的不均衡的状态，就必须对政府的体制机制有实质性的改革。”汪玉凯认为，实现中国改革的战略转折，关键是要推进政府自身的实质性改革。

  行政体制改革整体思路出现四大转变

  回顾我国前五次的改革历程，汪玉凯表示，整个中国的行政体制改革都是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制这个大背景下展开的，从１９８２年、１９８８年、１９９３年、１９９８年、２００３年，共经历了五次行政体制改革。改革取得成就很大，整体上由一个计划经济的政府转向市场经济政府。汪玉凯指出，此次改革和前五次改革相比在整体思路上有了比较大的变化。

  首先，强调通过制定行政管理体制规划来推进行政改革。这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目标不是五年目标，是一个中长期目标，从现在开始，到２０２０年，用１２年的时间来建立起现代行政管理体制框架，这次行政体制改革可以看成是一个过程，分阶段逐步推进，不像过去基本上是每次都是五年一次，只管五年。其次，这次行政体制改革提出大部制，由大部制改革然后建立一个决策、执行、监督，形成三者相互协调，又相互制约的一个权力机构，这是权力机构调整的重要切入点。第三，要通过改革实现政府职能的转变，理顺关系。实现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和政社分开。第四，这次改革的目标明确定位为建设服务型政府，首次把行政体制改革大目标定为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不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简单放大，而是要整体反映政府的理念、价值、目标和宗旨。

  汪玉凯表示，目前我们在行政体制改革层面遇到的主要问题，相比改革初期，问题层次更深，解决难度更大。“首先，中国经济经历了３０年的高增长，经济社会发展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如果仔细分析就会发现，这些问题几乎都与不合理的体制有关。”汪玉凯告诉记者，比如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薄弱；权力滥用，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不良现象的出现，都是一个系统的体制问题。“因此，如何突破体制障碍，从体制、制度层面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就成为行政体制改革面临的关键问题。”

  大刀阔斧改革行政审批制度

  “改革进行到今天，行政审批同时有政府监察跟踪、监督、纠错，老百姓通过网络、政府门户网站等多种形式对行政审批的流程、程序、依据等也有了更多的知情权。”汪玉凯认为，经过过去５次的行政体制改革，对政府公共权力的运行监督力度明显加大，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如何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仍然是我国下一步改革面临的难题之一。

  “从理论上讲，我国对于公共权力的制约也有立法监督、司法监督、群众监督、媒体监督等完整的监督主体，但实际上，监督主体对于公共权力行使的监督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十七大报告对此次行政体制改革的改革内容，其中有一个就是加强对公共权力的监督，规范政府行为。”汪玉凯表示，我们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就要真正大刀阔斧地减少政府的行政审批。现在的行政审批事项过多、审批范围过宽、审批缺乏严格的程序、审批中自由裁夺权力很大。“因此，要从整体上釜底抽薪，真正按照中央精神大刀阔斧地改革行政审批制度，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要坚决从政府审批中剔除，减少行政审批、缩小审批范围、严格审批程序、规范审批行为、实行阳光行政，提高政府审批的透明度，只要透明、公开，权力滥用的可能性就越来越小。”

  此外，汪玉凯主张利用信息化电子政务在网上办理审批手续，“审批如果都能够建成系统自动化办理，将不受人为影响。在网上办理审批、许可，把人的行为以及权力对于审批的影响降到最低程度，这样不仅能够规范和约束人的行为，而且能够挽救某些官员。”汪玉凯表示，借助信息网络的技术，能够提高行政审批的规范性和透明度。

  深圳是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

  一直高度关注深圳改革发展动向的汪玉凯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深圳一直是一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城市，从经济建设过程中涌现出来的“深圳速度”，到社会经济体制机制转型、变革的“深圳模式”，都曾经给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带来诸多启示。而深圳作为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不仅是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旗帜，同时也是行政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深圳过去这些年在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行政体制改革也一直走在全国的最前沿。首问责任制就是最先在深圳实行的行政改革制度。”汪玉凯对多年前深圳在全国最先实行“首问责任制”至今仍然记忆犹新。“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当时深圳的行政管理机构能够从百姓角度出发制定政策制度，不让老百姓来回跑腿，由首问责任人全程负责请示、报告、答复、办理或督促协调办理，直至事务办结、群众满意为止，确保将每一宗事务的处理落到实处。”

  “行政审批制度的改革最早也是在深圳推行的，后来才在全国各地慢慢推广。”汪玉凯表示，深圳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包括近些年，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不仅有众多领先全国的建树，而且深圳创造了很多很好的经验，作为全国改革开放试验场和窗口，起到了很好的探索和示范作用。

  “下一步改革的难度越来越大，市场经济是一个进一步完善的问题，而下一步很大的问题在于民主法治和行政层面，如果不能在民主法治、行政体制改革方面迈出关键的步伐，充分解放思想，我们的体制受到的内外压力将越来越大，提升空间也会越来越小。”汪玉凯认为，下一步深圳应该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给全国做出更多更好的示范。

  汪玉凯表示，下一步以政府为中心的行政体制改革要真正深入，避免再走弯路，就必须改变原有的推进策略。也就是说，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乃至民主法治和事业改革进行整体推进，并可重新设置超越政府部门利益之上的一体化推进改革的机构，只有通过这样的机构来设计改革方案，制定改革的目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才能真正跳出以往的受制于部门利益的窠臼。

  “必须重视改革的整体设计，避免行政改革的‘孤军深入’”。汪玉凯认为，过去行政体制改革的最大问题就是行政改革孤军深入，缺乏其他改革的配合，而没有干部选拔制度的配合，行政改革不可能真正进行下去。“这些改革是整体的、一体化的。”汪玉凯称，深圳已经提出的改革内容，很多都超出了行政层面。因此，将行政改革和民主法治建设融为一体，提出具体的改革目标，并把具体目标转化为可操作性的程序，深圳在这方面有所作为，将对未来中国整体改革产生良好的示范及导向作用。